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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杜威闹翻了？”在病房里，金上将放下报纸问道。
“没闹翻！我本就和他不是同路人，谈不上闹翻，最多就是公开化了而已。”在杜威面前，特纳又是吹胡子瞪眼又是拍桌子，在金上将面前却老实得像个小学生，一边给后者递削好的水果，一边道，“再说，这不也是杜鲁门总统希望看到的一幕？他可不希望再过几个月，这批将军全被杜威拉走，他还想着4年后在雄心勃勃大干一场呢。”
“你觉得他有机会？”
“这我可不敢说，但杜威没啥机会。”特纳将杜威的想法和金上将阐述了一下，“他现在还在做梦，希望什么也不要付出、什么也不要损失，就能轻轻松松获得对德和平，对日取得胜利，这可能么？”
“但他现在民望很高，特别是杜鲁门先生退选后，几乎就是笃定的下届总统了。”
“民望高是民众被战局不利和国内动荡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还对杜威和希特勒有幻想。”特纳笑道，“如果谁以为希特勒好打交道，谁就大错特错！德国会轻而易举提出让我们舒舒服服停战的条件么？光一个停止援日就能从我们这里勒索不少东西，您说，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你的意见是？”
“要么一直打下去，打到打不下去为止，要么都停战，熬过最艰苦的几年，然后再反攻。德国上次大战失败后整整蛰伏了20年，美国用不着20年，有个5-6年就可以恢复得差不多了。”特纳补充道，“所以我不理解总统为什么对日本递过来的橄榄枝一口回绝，按理说交还菲律宾、道歉并惩办珍珠港事件责任人对我们而言完全有台阶可下了。”
“惩办责任人？”金上将咧嘴一笑，“是准备惩办天皇还是准备惩办山本五十六啊？”
“这当然不可能，您不会也这么天真吧？惩办这两个和直接宣布拒绝和谈意向难道有本质差别？”特纳笑道，“我看，能惩办那个递交宣战书的外交大使就不错了，是他把事情办砸了，让本来军事意义上的偷袭变成了政治意义上的偷袭。”
特纳的话虽然拗口，但道理金上将是懂的，所谓军事意义上的偷袭，是指日本先递交宣战书，然后在美国还来不及反应时就开战，这虽然也无耻，但至少“在法理上”符合条件；日本最后因递交外交文书来不及，变成军事进攻在先，宣战书在后，变成连“法理上”也站不住脚了。
“利用这5-6年时间，我们把航母造上几十艘，把陆军和陆航好好训练一批，将那个大工程的超级武器造一批，然后再把火箭、重型坦克、喷气机、超静音潜艇等新武器升级一下，再要开战就好打了。而且有这几年时间，日本和德国说不定不用我们去撩拨他们自己就会翻脸——上次大战后，我们和英法不就很快矛盾激化了么。”
“所以总统的举动比你的高明！不能和，不管日本德国，都不能在他手里和，要和让杜威去和！”金上将总结了一句，“总统是坚决的主战派，只要明确这一点，他的名望和支持率就不会下降，等到签署一批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美国很快也会有兴登堡……”
“难怪我在想总统为什么前两天开会把杜威叫过来，我走人之后没多久，阿诺德也走了，据说也很不高兴。”特纳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奇怪的是，总统半点反应都没有，在我将辞呈递上去后反而让办公厅主任打电话给我，让他接受了，只希望我好好休息，不要胡思乱想。”
“总统已在为下次大选布局了，但是……”金上将提点特纳道，“你这火爆脾气还是要改一改，否则将来有大麻烦，以杜威的性格，一定会找你的麻烦。”
“不怕，他杀不了我，大不了我去蹲监狱，这有什么好怕的！”
就在两人在医院里交流时，另外一场交流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开展，当事人只有3个，杜鲁门、杜威和斯普鲁恩斯。
“西海岸有情况么？”
“没有！”斯普鲁恩斯低声说道，“到今天太阳落山前为止，在距离西海岸1500公里的范围内没有日军舰队的踪影，不排除他们隐匿了行踪，但对于一支大舰队，我认为概率低于5%，我的结论是他们还没来或者压根就不打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