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钟南下定决心了。</p>
如果说他以前还有所忌惮，是因为害怕关内的那些势力强大的地主缙绅，尤其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的那些读书人们反对的话，那么，他现在已经无所顾忌了。法国投石党和太后安娜、首相马扎然两大势力的对峙让他想起了已经快要遗忘的清朝历史。</p>
皇太极、多尔衮已经不必去说他了。这两个原本应该成为枭雄的人物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边角料，虽然多尔衮依然还在外蒙一带率领着那些剩余的满洲八旗子弟们，但在外喀尔喀蒙古三部，还有俄罗斯人，以及他楚某人麾下卫国军的三重打压下，只能算是苟延残喘。虽然现在卫国军已经把重点放到了关内，而多尔衮也似乎正在抓住时机，集中全力去攻击喀尔喀蒙古，好像是希望籍此着重新奋起，但事实证明，满清已经失去了机会。就像没有楚钟南的那段历史一样，如果没有大明的内乱，没有李自成的短视，满清最终的结果也只会是被灭亡。而现在，对女真一族有着深刻忌惮的楚钟南不仅不会让其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就算他们能够抓住这个看似不错的机会，可以利用关内广大资源的楚钟南又怎么可能再重蹈大明的覆辙？何况，早在进兵东北之前，楚钟南就曾经对自己那些手下们，还有儿子路易在内，告诉他们，他们日后的任务就是北上和南进。北上，一方面是彻底消除满洲重新崛起的机会，另一方面，就是将东西伯利亚掌握在手中；而南进，自然也就是南洋和东南亚的那些地区了。他相信，有了这两个任务在肩，又有他楚某人打下的基础，中国再次闭关锁国，尔后落后的可能性应当不会太大。</p>
可是，通过跟伯恩特和韦茨拉尔两人的谈话，楚钟南却突然发现，自己虽然千防万防着那个多尔衮，却忘记了原本的历史上，大清王朝建立之后，只过了几十年，到了康熙年间，就发生了诸多的事情。影响巨大的九王夺嫡，极度严重的土地兼并，官员的贪腐……几乎使得康熙数十年辛苦所积攒起来的国力损失殆尽。而造成这一切的，除了康熙那几个儿子之外，更加主要的，就是那些地主缙绅，还有那些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官员。虽然康熙最后总算选择了一个比较强硬点儿继承者，他的第四个儿子。雍正，这个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顶着暴君的名声，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才被人渐渐的开始重新审视的皇帝，为了重新充实国库，以强硬的姿态推行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等政策，终于为乾隆年间的国家安定打下了基础。可是，就算雍正不惜毁了自己的名声，也依然没有使得自己的王朝最终逃过那一关。乾隆年间，好大喜功，但也还算精明的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六十年间，把国家的资产再次败坏一空。雍正所推行的新政成为了一纸空文，官员贪腐成风，朝廷几乎公然的卖官鬻爵，甚至还准许官员上交“赎罪银”……而这一切的一切，根源都是出自地主缙绅阶级。</p>
当然，楚钟南并不是想说自己就仇恨那些地主缙绅，以及代表这些人利益的那些封建读书人。历来，每一个国家，在安定了许多年之后，总会诞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特权阶级。这些人仗着手里的权利与关系，将国家的财富朝着个人的手里大肆集中，最终会引发新的危机。这种循环，一直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真正的将其解决，也没有哪一种政策能行。或许，真正的共产主义可以，但那却遥不可及。而现在这个时代，大明王朝虽然大厦将倾，但土地兼并，财富不均的状况依然极度严重。他楚某人如果在这个时候采取了和光同尘的策略，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那么，他固然能够比较顺利的取得政权，但谁也不能保证，再过几十年，就算有他自信比较完善的政体制度的限制，危机就不会再次出现。别忘了，他楚某人就算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比得上后世那些集中了无数有识之士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功才发展出的政体……那些政体都不能逃脱各种危机的困扰，何况是他的这种囫囵体制？</p>
所以，他果断地放弃了对长治久安的希望，他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些危机出现的晚一些。这样，国家的基础也就能够稳固一些，承受危机的能力也就强了一些。而想做到这一点，对国家资源的掌控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通过利益的重新分配，彻底掌握绝大多数的民心，总比老是去面对那些读过两本圣贤书，会做两首歪诗，就自以为是文曲星下凡，老是唧唧歪歪，看这里不对，看那里不满，可一需要真干实事儿就全都成了缩头乌龟的人要强。此外，政务院早就开始推行了“全民识字”，日后的读书有的是，只要坚持几年，他还用得着怕那些士人阶层？</p>
所以，他下定了决心。</p>
而随着楚钟南强硬的坚持，政务院的高层们，不管是愿不愿意，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这一项命令。而随着代表这一政策的祟祯十八年第六十七号总理令的颁布，北京所面对的局面立即变得空前诡异了起来。</p>
祟祯十八年七月十一日，李自成派遣使者到达北京，向楚钟南表达了善意。李自成认为，楚钟南的土地改革政策跟他自己所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是一致的，两军都是穷人的队伍，所以，完全可以放弃前嫌。而只要两军能够和平共处，那么，这天下，还不就是李、楚两家的？他还表示，愿意与楚钟南约为兄弟，共取中原。</p>
八月三日，南京方面派来晋见官员，要求面见祟祯，并且对政务院明确表示，江南诸地绝不接受土地改革这等“乱命”！之后，此官员面见祟祯，两人在皇宫内密谈了将近一个时辰才结束。不久，这名官员回到南京，却突然拿出了一份署名祟祯，由血书写的衣带诏。而且，这衣带诏上的内容还不少，先是以祟祯的语气说了几句话，说楚钟南挟天子以令诸候，乃今世之曹操。然而他朱由检绝不会做懦弱无能的汉献帝，宁可死，也绝不能让楚氏奸谋得逞。只是，祟祯皇帝身处虎口，无力脱险，只能借着这次南京官员晋见的机会秘密给大明的忠臣义士们下达诏书，禅位于太子朱慈烺，并希望朱慈烺能挟帝皇之威，振奋精神，整合天下兵马，除奸臣楚钟南，灭反贼李自成、张献忠诸辈，再兴大明。而之后，衣带诏上又为朱慈烺指派了几名官员，并且标明了是“太上皇”祟祯给新任皇帝陛下指派的辅政大臣。这几个人中，马士英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首辅大臣，阮大铖重又被派去主掌都察院，兵部尚书依然是史可法的，但是，却偏偏没有原本的礼部尚书钱谦益，更加没有那些当初从北京南下的官员。于是，这个衣带诏引起了许多人的猜疑，都以为是某些人自作聪明的伪诏。那些南下官员，还有许多依旧心向朱氏，颇有忠心的臣子们对此都极为不满。南京再一次大乱。然而，这时候的马士英却底气十足了。他们不仅有了衣带诏撑腰，还仗着手里有了衣带诏挤兑住了史可法，最终，靠着各种手段让这位耿直却从来都不擅长政治斗争，同时又对祟祯极度忠诚的汉子放弃了手中的兵权。这样一来，马士英凭着自己跟宫内的联系，以及新到手的兵权，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南京城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一时间，锦衣卫、戍卫军在南京城内遍地乱走，不住的捉拿那些反对者，尤其是那些从北京南下，还试图与马士英等人争权者，更是首当其冲。甚至礼部尚书钱谦益的府邸也一度受到了冲击。不过，最终，钱谦益还是安安稳稳的坐着水师的船，带着亲朋好友，还有对南京政权失去了希望的黄宗羲等人离开了北京，沿长江出海北归。而南京的乱局并未因为钱谦益这一实力派的离开而改变，马士英等人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众人的义愤，这也使得一直坐守武昌的左良玉得到了口实，于是，这位杀人如麻，比贼寇还要狠毒数倍的军阀率领大军二十万，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沿长江顺流而下，直趋南京。</p>
当然，南京的乱局是以后的事儿了。而且，相对于政务院正在推行的“土地改革”，南京乱起来之后也依然没能牵扯太多人的目光。因为，相对于楚钟南的那第六十七号总理令所引发的狂潮，那只不过是一场小打小闹，北方的事情，才是真正向千年封建体制宣战的重型炸弹。</p>
六月，“土地改革”的命令下达之后，政务院所控制的地区即掀起了无与伦比的巨大狂潮。只是，一开始，这所谓的狂潮只是一种心灵上的激发。本来可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如楚钟南等人意识的那样，立刻就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因为，中国的农民，他们往往胆小怯懦，虽然心有向往，却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不过，对于这些，楚钟南等人也算是早有准备。而且，先前为了推行“全民识字”，政治部的人早就奉命去激发那些普通老百姓的斗争情绪，只是当初引导的方向不一样罢了。而这一回，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只要稍稍改动一下，自然可以达到目的。命令很快下达到了那些政治部的工作队手中，之后，工作人员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等方法，激发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政务院，拥护楚钟南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老百姓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开始宣泄。不过，也仅仅只是如此。负责指导土地改革的政治部不仅有着在朝鲜施行土改的各项经验总结，楚钟南本人也大致知道老百姓的复仇心理一旦暴发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且他也十分清楚，在贫富错位的社会分裂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辞富心态也会转变为既渴望财富，又惧怕财富冒尖儿的矛盾心态，甚至有些人还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所以，对于这种情绪的引导，基层的工作人员们早就接到了指示，要区别对待那些开明地主和土豪劣绅，区别对待合情合理的富裕以及过度剥削式富裕……等等，注意事项一大堆。另外，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还别出心裁的将分田地与全民识字相结合，提出识多少字，才能相应的分多少地；家里多少人识字，就有多少人可以分地等条件，结果，这些都大大的刺激的老百姓们学习的欲望。甚至发生了工作队教习人员被所在地的村民们不停的纠缠学习直至累病了的事例。而除了这些，楚钟南还严厉指示，绝对不允许有二流子之类的人物混入到土地改革工作之中，以免这一政策受到破坏……</p>
土地改革在地方上如火如荼的进行，城市里自然也受到了影响。一些富商惮于这股可怕的风潮，纷纷按照政务院的命令，平价出售了自己的土地，并且按照政务院令，开始在自己的作坊里按照新颁布的《劳动条例》安排工作。</p>
而除了赞同，以及按照政令进行生产作业的，自然也有人对土地改革进行反对的人物。这些人中，有的组织人进京请愿，有的在地方上组织势力顽抗，有的则贱卖家产，向南逃遁，甚至还有打算出逃海外……总之种种，不一而足。但是，迸发了无比热情的老百姓是不能得罪的，反对的人们除去逃跑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他们的反对，反而为楚钟南彻底肃清自己的统治区提供了借口。而除了这些，楚钟南本人对守法经营的商人们也是颇有好感，在颁布与土地改革政策配套的各项法令法规的同时，也向辖区内的富人通告了自己对工商业的支持。同时，还提出了一些点子，提供了一些渠道，以及相应的法律保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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