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吗？”朱棣先是厉声责问，转念一想，蹇义大概是在担心官员受贿后会在主观上放宽标准，于是放缓语调。“朕知道你在担忧什么。核查的问题好解决，就由礼部、锦衣卫以及监察部分别派员前去核查。若是三者结论相同自然没什么，若是三者结论有异，朕自会再派钦差前去复查。”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在这件事上朱棣之所以决定圣躬独裁，倒不是因为他对后世的普通话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反正语言只不过是思想的载体，只要能够让人正常地交流，管它是北京话、陕西话还是闽南语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朱棣从后世穿越而来，习惯说普通话，而燕王之前也总是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这个时代的北平话和后世的北京话虽说有一定的区别，但大致上相差也不大。为了方便自己，朱棣自然只能选择推广官话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语言。
推广北平话是为了方便自己，而统一语言则是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只不过这个时代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说起来难为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反倒是身为少数民族的乾隆。历史上那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均是生活在汉人之中，由于生活习惯、使用的文字语言逐渐被汉人同化，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汉民族之中。朱棣希望加速这种过程，推广官话只是第一步，将来，朱棣还会诱使拥有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使用汉字。至于说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问题，朱棣却是不关心的——生活习惯不同倒也罢了，语言和文字不同在朱棣看来只会带来麻烦，不会有任何好处。所谓民族特色什么的，如果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朱棣绝不介意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朕再接着解答维喆和士奇的第二个疑问。”
“所谓的税率累进制，意思就是说纳税额度在一个水平线以下者按某个统一标准缴纳，而纳税额度超过这个水平线者，其超过额度的部分则按更高税率缴纳。”
“以往的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三五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如果稍稍逾此一步，纳税人便无力负担。若是设定税率累进制，这种税制不会让下户多缴纳一文钱，而家庭富裕缴纳更多的税也不至于觉得难以承受。于是，朝廷便能获得更多的赋税。”
“历朝之所以未曾提及税率累进制，大概是因为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若是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无法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但如果实施浮动田赋自行申报制度，这一难题便可解决。在利益的驱使下，百姓自然会自觉地相互监督其缴税额度。于是，官府不必增加官吏进而密切监视乡村具体的贫富情况，也能够实施税率累进制。”
“税率累进制这样设定好了：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十文；三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二十文；七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三十文，两千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四十文；一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五十文……”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其实这种额度的累进税率并不高，家中拥有田地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所征收的五十文其实只相当于五斤米。若是针对兼并，区区五十文的累进税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阻碍效果。
事实上，如果处于别的年代，朱棣会将累进制税率定得更高些，用以限制兼并。然而为了促进殖民活动，朱棣却只能将累进制税率定在大地主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要不打消大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那便必然会导致部分自耕农失去土地，进而能够促进殖民活动。
朱棣不觉得自己很残酷。再怎么说，税率累进制多多少少也对兼并可以产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没鼓励兼并已经是很不错了——要知道，英国在“羊吃人”运动期间所颁布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于兼并的。
朱棣为自己的善良感动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大明立国后核定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为十四万有余。以这十四万富户计算，即便每户田产只是刚刚达到七百亩，其中有一百亩无需额外收税，然后有两百亩需按每亩十文额外缴纳两千文，接下来还有四百亩需按每亩二十文额外缴纳八千文，也就是说，田产达七百亩的富户至少需额外缴纳十贯。对于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而言，额外缴纳十贯并不是无法承受的重赋，然而国库却可以因此一年额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万贯的税收。”
见底下那些学富五车的人恭敬中带着崇拜，表情象个刚入学的童蒙在文庙参拜孔子一般，朱棣不无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税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于民，但实际上却只是有利于士绅、地主和官僚阶层而已。因为，明朝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了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资严重不足，而公共事业诸如运输道路的改善、水利的兴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严重不足，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当然，单纯的高税政策同样不可行，因为“官逼民反”这句话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唯有实施累进制税率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后世某些小说中，一百四十万贯（注1）只不过相当于一件极品玉器的价格。但事实上，明朝的税粮收入一年也只不过三千万石左右。仅凭这种累进制税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负担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税粮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们来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下吏治的问题。”
底下五个人顿时警觉地竖起耳朵屏息静听。
注1：读者可以简单理解为：大明宝钞、白银、大米之间的相互兑换比例为1贯大明宝钞=1两白银=1石米。
ps：昨天大清早上传，是因为“一字并肩王”前面部分的内容引发了读者的反感。为了亡羊补牢，所以就赶紧将第十五章早点发布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政权若是有着足够的竞争压力，那么它所能焕发的活力显然比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会大一些。至于说“一字并肩王”可能获得皇位，这其实只是一个美妙的画饼。
理论上一字并肩王有获得皇位的希望，但是没有财权（一字并肩王一系推举的知县仍然属于朝廷的官员，必须听从朝廷的命令，该县赋税也是交给朝廷而非监察部），没有军权（历史上连监军率领军队造反的事情尚且不曾听说，区区宪兵自然更是不用想的）。而且，皇帝还可以用各种手段耍赖：不承认己方官员犯罪尚且属于比较温和的手段，更无耻的方法便是制造冤案判决一字并肩王一系的知县有罪。在这些前提下，一字并肩王又怎么可能获得皇位呢？
当然，让建文遗孤成为“一字并肩王”肯定会有风险，但我个人认为这种风险可以控制。比如说日本占领朝鲜后仍然保留了朝鲜王室，但由于在汉城布置了足够的军力，朝鲜王室自始至终都没能脱离日本的掌握。将来派遣朱文圭前往北京，往王府里派东厂秘探掌握朱文圭的一举一动，布置绝对忠于皇帝的王府护卫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让朱文圭去北京，是因为“文明”这个游戏中，首都和陪都附近地区的程度都会相应降低，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还有一种选择：把一字并肩王一系的行政系统设置在北京，把一字并肩王王府留在南京——把这张王牌捏在手里，无论是吕宋还是北京方面似乎都不大可能掀起什么风浪。读者觉得哪种选择更合适？
今天看到读者河禾11的留言，说一开始应该稳定社会、巩固政权，改革这种事不必着急。
其实我之所以选择朱棣作为主角，是源于玩电脑游戏的习惯：每次玩一个新游戏时，如果有难度选择，我总是会先选择最低难度先了解一下这个游戏，待以最低难度打穿这个游戏后，才会考虑提高游戏难度。
开展殖民——明初的造船技术条件完全能够满足殖民需要，若是穿越到更早的时候，不知道凭之前或之后（很遗憾，但事实却是永乐年间中国的航海水平处于巅峰，之后的造船水平下降得很厉害）的造船术能否完成环球之旅。
进行改革——进行任何改革都会受到阻力，而这些阻力总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想要消除这些阻力无非是两个办法：一是与既得利益者达成妥协（于是改革变成了改良）；二是消灭这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是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极其弱小，无力反抗（可参考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的土改政策、90年代的房改、医改、教育改革）。永乐年间，地主阶级的力量相对较弱，当时全国只有十几万户土地超过700亩的地主，绝大多数土地拥有者都可以算作是自耕农。所以，在这个时期想要进行损害地主阶级利益的改革不会受到大的阻力。
内部威胁——按照明史的说法，朱棣本身就能够带兵打仗，而且水平不算低。此外，当时的亲王要么就是没有足够的野心，要么就是虽有野心但没有足够的能力。
外部威胁——永乐年间，虽然蒙古仍然不时侵扰，但真的算不上什么威胁。其他方向，通古斯人恭顺得很，倭寇之患尚未形成，西欧连文艺复兴都没开始，俄罗斯才巴掌大一块地方。
各种条件综合起来，在燕王登基后穿越附身然后进行改革以及扩张领土最为容易。在一些朝代末期想进行类似改革，不把官员和大地主杀上三轮，根本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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