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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本意是但求一败，因此虽然输了，却也很高兴地兑现了承诺。
“说来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设置一个能够制止太监为祸的制度便可以了。”
景秀听了却大失所望。
“制止？如兄台所言，若是后世出了位怠政的皇帝，批红权完全归秉笔太监，那时根本就拿权宦没任何办法。毕竟皇帝若是怠政，那么状告权宦便只能通过奏折，而那时奏折又由权宦把持，只要不将状告自己的奏折交给皇帝，权宦便可安然无忧。退一步说，即便皇帝听说了权宦违法之事，但并不相信，又或者是并不理会，那又能怎么办？”
“太祖皇帝在宫门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有太祖皇帝亲笔所写的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干政后如何处理却未曾说明。”
说到这里，朱棣不由叹息：后来这块铁碑竟然被身为内臣的王振给拆了，简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极点！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去见明太祖？
“如此一来，这座铁碑对太监的威慑力便大减。因此，你可进言当今皇上再立一碑：谨奉太祖皇帝遗训，内臣嫔妃妄行干政者，诛无赦！……”
景秀忍不住打断朱棣的话。
“这只是比前一块碑更详细些，好象没什么实质变化吧？”
“我还没说完呢……在两碑之间修一个死谏台，规定言官在死谏台上以性命为代价指控某宦官，则皇上应不问缘由杀此太监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为喜欢某个宦官而对之特赦，至少也要将之发配海外，三年之内该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国人皆可杀之。”
朱棣将扼制权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宦官的社会地位低下，绝不可能被文官集团所接受，因此是用来制约文官集团最好的工具。如果将消灭权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约文官集团的作用——若性命都随时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声对文官说话？
这种以命换命地策略确实很不人道。但宦官为祸时对正直官员迫害极为残酷。在那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一命换一命。那些深受权宦迫害地正直官员恐怕做梦都会笑醒。东厂是直接受皇帝指挥地特务机关。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地侦察之中。由于掌权太监又往往兼任东厂提督之职。因此很方便从上消灭政敌。许多正直官员即便不顾性命想告倒权宦。其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若是死谏台正常发挥作用。那么权宦自然不敢做得太过分——从东林党与阉党地惨烈斗争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地正直官员。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这条退路。一方面是从人情世故考虑。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时若有言官死谏。英宗舍得杀死被他尊称为先生地王振为该言官殉葬吗？退一步。将王振赶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见。也算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地办法。
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地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郑和地缘故。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丢失？当时在场地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由此可见。不少保守地官员对郑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现一个偏拗狂为了让国家节省开支而以性命抵制郑和下西洋。朱棣地殖民计划就会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这条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为此担心了。若有官员死谏郑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郑和——反正郑和发挥自身价值地场所在海上。
……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赞。
“此计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地趋势已不可逆转。若当真实行此策。宦官纵然获得重用。也不敢为非太甚！”
见景秀得到的好处不小，钱成也赶紧拿着他的策论凑了过来。
“这是我的策论，麻烦毕兄帮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让，拿过钱成的策论仔细阅读。
钱成所写的策论名为《论如何解决游牧民族对中原的骚扰》，其解决的办法一共有四策，分别是“直捣巢穴”、“屠杀立威”、“以夷制夷”以及“雕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