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成第一次听说这事儿，瞠目结舌了好半天才喃喃说道：“好大的手笔！好大的气魄！”
听着钱成等人谈论着献宝大会，朱棣暗自偷笑。这个时空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实施专利法。
专利法的本质是为了保证专利人的利益，进而鼓励人们进行创新发明。不过，在明朝推行专利法显然不合时宜——即便是二十一世纪，盗版书籍、盗版软件等仍然在中国大行其道。在六百年之前的明朝，专利人的利益又怎么可能依靠专利法来保证呢？
由于专利人的革新技术一旦暴露就会给专利人带来极大的损失，因此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倾尽全力对独家技术严格保护，有时候，这种保护甚至显得有些夸张——比如说所谓的“传媳不传女”。
这种森严的技术壁垒导致的后果非常恶劣。比如说春秋时期出土的青铜剑有一种镀铬的技术，但是自春秋之后，直到二十世纪，中国才重新掌握了这种技术；又比如日本刀制作技术本来源于中国两汉的钢铁花纹刀剑，但经过不断改良加工，形成了不论外观还是实用都“在远东首屈一指”的地位，而中国的刀剑制造技术却不断衰退湮没，连对日本刀风格大有影响的唐刀原物都已荡然，反倒在日本有所保存；还比如说明朝时中国就能生产开花弹，但是清朝时，中国却只能向外国购买开花弹；比如说地动仪，比如说麻沸散……由于技术壁垒太过森严而失传的事例太多太多，以至于对文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阻碍。
说服技术所有人无偿将技术公开显然不现实，坐视众多先进技术失传也不是朱棣乐意接受的。因此，朱棣便想出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通过献宝大会向专利人购买其专利，费用由皇帝来买单。
大多数技术都被商人或匠人所珍藏，而商人和匠人在封建时期社会地位较低。一旦他们将自家独有的技术公布于众，若是真的有利于国计民生，那么他们也不至于吃亏。因为，技术所有者可以获得官职甚至是爵位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这一进阶之道可以让那些商人和匠人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官职和爵位所带来的俸禄多少也可以对他们在经济方面有一定的补偿。
第一届献宝大会上，肯定有一些尚在观望之中的专利人不曾参加。但只要真的有匠人或商人获得了爵位，然后趾高气扬地出现在原来的同行面前，那便一定能促使更多的专利人公开自己的技术。
除了用名利的手段促使专利人公开他们的发明之外，朱棣并没有忘记在推广方面下功夫。在古代，很多发明创造的推广速度都极为缓慢，其平均速度往往每年仅几公里，某些发明创造甚至还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消失。
朱棣打算这样做：将来授予新科进士或是官员新职务后，要求他们先去国子监学习一个月，在那里阅读从献宝大会上收集而来的各种“专利”资料。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由于吏治改革规定“官员的收入将和他所管辖范围内的赋税严格挂钩”，因此那些即将即将赴任的官员中肯定会有一部分，将会对能够提高自己收入的“专利”产生兴趣。
因为，官员赴任后，将新发明的生产技术、新发明的生产工具以及任何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创造发明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推广，在提高当地的生产力的同时，还能够大幅提高他本人的收入。
当然，朱棣并不认为所有的官员都会按照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去做。
或许有的官员根本就不具有相应的能力——书读得多，能够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行政能力就一定过关。这种官员，虽然想通过正途获得更多收入，却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或许有的官员根本就不重视推广新技术、新工具——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古代人的智商不比现代人差，但很多观念却与现代不同：罗马人曾认为某种可以搬运大石块的机械抢夺了贫民的工作岗位，因此将之废除；清朝有人认为，黄包车的推广会使轿夫失业，因此对黄包车进行限制。因此，没准也会有官员认为推广某项新技术会使当地雇农失业、会加剧当地兼并，因此拒绝推广新技术。
或许有的官员会好心办坏事——比如说推广某件新型犁具，这种犁具很适合在江南的水田中使用，却未必适合在西北贫瘠的旱地里使用。结果官员利用行政手段推广这种犁具后，当地赋税收入不升反降……
尽管这种改革一开始未必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无论如何，朱棣却深信：“献宝大会”保障了专利人的利益，进而使得众多发明创造能够面向公众；而行政官员的政绩和收入严密挂钩，会逐渐使得官员象商人那样热切地期盼新型技术、新型工具，并且热衷于将之推广。如此一来，中国实在没理由不进入黄金发展时期……
朱棣正暗自得意着，却听见周忱酸溜溜地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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