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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此举应该算是王顾左右而言其他——虽说街那头发生了骚动也是事实。
发生争执的地点是会同馆大门前。
会同馆的最初职能驿传制度之中的一种。所谓驿传制度，即仿效元代的驿站制度而沿习下来的一种交通邮递方式，从而加强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与首都的联系。在外的称水马驿，京城内的则称会同馆。由于驿传归属兵部，所以最初的会同馆也在兵部下属。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迁都北京时会同馆变成改为接待“番夷使客”的专门机构，其意义相当于后世的国宾馆。
之前颁布的《贵族爵位继承法》规定：“……继承人的生母拥有大明皇室血统者加三分；生母为大明帝国本土出生的汉人加两分，生母为汉人但并非大明帝国本土出生则加一分……继承人的配偶拥有大明皇室血统者加三分；配偶为大明帝国本土出生的汉人加两分，配偶为汉人但并非大明帝国本土出生则加一分……继承人在明朝本土出生加一分……继承人十八岁之前在中国生活时间达到五年以上者加一分……继承人于国子监就读三年以上者加四分；于蕃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三分；在府（州）县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两分；在大明帝国本土市镇乡村民间社学就读三年以上者加一分……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
如此一来，小部落的头人子侄们便纷纷前往最近的府（州）县学就读，而大部落头人的子侄们则涌入了京城——要知道，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
就读于藩学的少数民族子弟住在由藩学所提供的宿舍内，但这些土官番人既然来到了京城，自然不可能不进贡。因为形势的需要，朱棣便提前改变了会同馆的职能，使之成为接待“番夷使客”的专门机构。
从衣着看，争执的一方应该是湖广地区的土官番人，另一方大约是朵颜三卫的蒙古人。那个土官番人的官话极其流利，如果只是听他说话，根本就看不出他居然不是汉人。那个蒙古人也会说官话，但并不流利，因此无法顺畅地用语言交流——特别是在相互辱骂的特殊情景下。于是，蒙古人开始试图以肢体语言代替正常语言。蒙古人的民族习性固然悍勇，然而生活在穷山恶水的土官番人同样拥有逞勇好斗的天性，因此等朱棣等人赶到时，双方已经使用肢体语言亲切地交流起来。
双方都没有使用武器，所以朱棣便没有急着制止，而是向旁边一名会同馆的小吏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大约是由于朱棣气派不凡的缘故吧，那名小吏稍稍犹豫之后，便竹筒倒豆子一般将事情的经过全部说了出来。
得到的答案令朱棣啼笑皆非。原来，那个湖广的土官番人是一个土人（民国时土人正式定名为土家族人）三等伯爵的长子，叫布平。而那个蒙古人是兀良哈郡王的二儿子，叫巴特尔。蒙古的传统习俗中，大部落首领如果有几个儿子，那么其中一个继承部落，其余的儿子则很有可能分得一些部民离开该部落单干。因此巴特尔本人就是一名有邑二等男爵。本来北平成为陪都后也设置了蕃学，而永乐皇帝规定长江以北在北京蕃学就读，长江以南在南京蕃学就读，可巴特尔觉得南京更繁荣，便来到了南京。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土家族人崇拜一些自然神，但同时他们和汉人一样强调祖先崇拜。布平昨天去了趟烈士陵园，大约是受到了一些触动，回到会同馆后便向一名官吏询问：如果土家族人的勇士为朝廷而捐躯，是否能够进烈士陵园？这种事，自然不是一名普通小吏所能回答的，那名小吏便按中国官场的惯例，推说这件事他不能解答。于是，布平便找到会同馆大使提出这个疑问。
尽管会同馆大使是会同馆内最大的官，但他也只不过正九品而已。对于这样的问题，他如何能够回答？于是，会同馆大使推说这种事他也不知道答案。谁知道布平不依不饶，要求会同馆大使立即向上级询问，要不然就告诉布平应该去找谁问。会同馆大使当时答应向上级报告此事。
令会同馆大使没想到地是。他今天故意迟点过来。却仍然被守在大门处地布平逮个正着。布平扯住会同馆大使询问结果。会同馆大使便支支唔唔起来。布平恼了。不肯放会同馆大使离开。或者是因为老羞成怒。再不然就是因为歧视少数民族地缘故。会同馆大使居然没按官场地惯例推诿拖延。而是直接拒绝了布平地要求。
本来。纠纷应该在布平与会同馆大使之间展开。然而这时巴特尔正好出门。听着布平和会同馆大使之间地争执。突然间插了进去。巴特尔说：朵颜卫于朝廷功劳最大。是否将土人安置在烈士陵园无所谓。但一定要让朵颜卫地勇士能够进入烈士陵园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