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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什么问题？
当然会有问题，而且问题大了！
封建采邑制度下，每一个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几乎相当于国王，而真正的国王对王国的控制力自然也就削弱了。黄观并不知道后世会出现国王基本上只存在象征意义而不掌握实权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他是个聪明人。一旦成立了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议会，那么王权自然会更受制约。
黄观之所以提出成立议会的建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自保。相较于成立吕宋都指挥使司，成立议会后，自己的命运就会更多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此外，黄观也相信这么做是符合朱心意的——要不然，《移民纪要》中为什么会特意提到“议会”这种组织？
至于说建文遗孤是否能够掌握吕宋王国的实权，这便不是黄观所关心的了。正如当时他所说的那样，如果所有的“左逆文臣”们都能够自始至终地无条件服从建文遗孤的意志，那么建文遗孤自然也就能够牢牢地掌握整个吕宋王国。但是这可能吗？
想到这里时，黄略带讥讽地摇了摇头，不再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将思路放在了此行的目的上。
左逆文臣们的秘密会议束后，黄观没过几天便带着长子踏上了返回帝国本土的行程。
当时左逆文们被流放时皇上允诺，只要升为男爵，左逆文臣的罪孽就算彻底赎清了，然后便可以自由往返殖民地与帝国本土。这一年多来吕宋的有邑贵族们实力增加得很迅速，黄观升为男爵已经很有一段日子了。之前他总是对皇上有种说不出恐惧，因此下意识地没有在升为男爵后立即返乡。但是那天看到无忧无虑却又丝毫不象读书人子弟的长子时，黄观突然意识到必须回家乡一趟了——若是不将黄昌伟送回家乡就读，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毁了！
中国人有一种优良传统，那便是论移民哪里，只要条件许可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培养孩子读书。然而在宋，却实在没有这种条件。倒不是说找不出读书人来教孩子，而是说周围的环境实在不利于读书。
刚刚抵达吕宋时，为了快获得返回大明本土的合法资格，所有的左逆文臣们都努力地发展着自己的采邑。创业之初条件是最为艰难地，大人固然忙得是焦头烂额，就连十多岁地孩子们也不得不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没用多长时间，他们便习惯了挽起小弓参与打猎或者监督管理土著奴隶们。
如条件已经好转。孩子们不必继续参加劳动以及监视管理奴隶劳作了。
而且领们还办了私塾让孩子们读书。条件较好地家庭甚至还给孩子配上了已经驯服地土著仆人。但大人们却悲哀地发。那些半大孩子们地心已经野了。已经不怎么读得进去书了。
黄观身为状元。自然不能接受。所以。他决定将黄昌伟带回大明本土。将儿子托付给人友人教育。
如今大明本土与吕宋之间来往地船只已经很多了。从本土往吕宋去地船只主要是载人。偶尔也有专门贩卖水牛地。从吕宋往本土去地船只则装载着吕宋地特产以及水稻——吕宋地气候实在很适宜种植水稻。多雨不说。平均气温也高。能够轻轻松松一年两熟。
俗话说近乡情怯。可黄观抵达本土后朝着家乡行进时。却根本没有近乡情怯地感觉。因为他地脑海里已经被别地事所装满了。
受地理气候地影响。吕宋地有邑贵族们大多都种植水稻。所以。吕宋地有邑贵族们对水稻地价格也比较敏感。第一次丰收时。所有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当本土而来地商人们进行收购时。他们地兴奋之情却不约而同地消失了。因为。收购价不仅仅是比他们想象得要低。而且是低得太多！
尽管收购价极低，但有邑贵族们却只能被迫接受。他们移民吕宋的时间还短，在生存压力之下，尽管吕宋岛地林区出产优质硬木，但他们却根本没有发展造船业念头。也就是说，如果不将水稻卖给本土而来的商人，凭吕宋的有邑贵族本身却也没办法将货物运到本土去卖。同样的原因，尽管吕宋岛上的铁矿并不缺乏，但吕宋岛上的采矿业和冶炼业还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吕宋岛上的移民所急需的农业工具以及兵器等，全都依靠从本土进口——既然不能自力更生，那自然也就需要进行商品交换了。若是不卖掉水稻，哪来得钱购买耕牛、农具以及战斗需要的兵器盔甲？更何况之前为了购买急需的物品，几乎所有的有邑贵族都借过高利贷——即便不再购买任何东西，但债务总得偿还吧？
有邑贵族们最终被迫接受了那低得令人欲哭无泪的收购价格，心中却是无不芥蒂的。商人们低买高卖，运用一切办法追求最高利润的作法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痛恨，因此心思不深的有邑贵族便愈加痛恨人了。而心思复杂的有邑贵族则怀疑这其中有着皇上的诡计。
在抵达本土之前，黄观自然也曾经怀疑过水稻价格过低会不会是皇上在其中动过手脚。然而一路走来，黄观对于皇上的怀疑却越来越淡了。
大道的两旁，大牲口随处可见，在黄观的记忆中，大牲口的数量明显增加了。经过询问才知道，原来本土实施了所谓的“无牛税”。为了避税，但凡有需要而且有能力的家庭便都添置了耕牛。一牛
得上七八个人，当全国各地都想方设法地逃避“无其结果便是大牲口得到了更广泛的应运。而大牲口的增加，便直接导致了地主们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减少。更何况大明如今实行了新的税法，无田的佃农、长工需要额外缴纳人头税附税，因此导致人工成本也相应增加了。于是最终所导致的结果便是，本土的人均土地占有量竟然呈现出了缓慢上升地趋势——黄观自然不可能获得官方地资料，但他却凭着自己的智力以及收集的相关信息作出了同样的推测。
又由于皇上召开了那个什么所谓地“献宝大会”，因此应用科学得到了飞发展。能工巧匠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奇伎淫巧”之物，黄观新眼所见，两头耕牛拖着一新型农具，可将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作业一次完成。黄观尽管在被流放后已经算是“深入群众”了，但对于具体地耕种了解得仍然不深。看了那种新型农具的表演后，黄观实在估测不出这两头牛再配上一套新型农具能够抵得上多少劳动力，但他却早已下定了决心：返回吕宋时，一定要买上几套这种农具带回去。
这时，即便黄观不去粮店打听也能够知道粮价肯定比往年更低。但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答案以便安心，黄观便仍旧去了粮店以及询问了路边的农民。得出地结论是：去吕宋收购粮食的商人并不算特别心黑……
不过黄观到底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所观察以及询问的地点所在是江南地区，产粮区的粮价本来就低，而生产力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后价格更低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去吕宋收购粮食的商人并非将粮食运往江南销售，而是被开中盐法所吸引，将之运往边塞之地。永乐元年地上半年，商人以及平江伯陈总是将粮食运往辽东地区。然而“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永乐元年的下半年之后，辽东地区便并不缺粮了，于是海运地终点变成了天津等地。待运至北方的港口后，再以陆运方式运往西北。如果黄观去西北边塞地区进行调查，那便会发现两者之间地差价极大。
回乡的沿途路上，黄观感受最深地便是那些懵懵懂懂的底层人民如今脸上多了一些满足的笑容。通过慢慢的了解，黄观对于那些底层百姓的幸福免哧之以鼻。原来，大明本土的底层百姓之所以会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居然是因为百姓们一旦遇上了不平之事便可以进行诉讼。
中国人有“厌诉”“耻讼”的传统价值观。对于官员来说，在他管辖的境内若是不出讼案，其政绩将会被上官认可。因此，一些为了追求政绩的官员便恶有事没事来打官司的百姓。而对于百姓而言，“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不是遇上迫不得已的情况，普通百姓宁愿用“吃亏是福”来安慰自己也不愿去受那种有理却输官司的罪。
然而永乐皇帝登基后，却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百姓们发现：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只要勇于去衙门告状，那么多半能够获得公正的判决——若是出现明显不公正的判决，那也不要紧。如今一字并肩王一系的“巡回法庭”四处巡回，只要将这种判决不公的案子递上去，绝对是有杀错没放过的。
当然，如今百们打官司仍然需要缴纳所谓的“诉讼费”，这笔费用不仅包括了以往打官司时所缴纳的官司钱、递状费、审案费、杂费等，其中还不包含起诉者需支付的“鞋脚钱”、“酒食钱”、“宽限钱”、“买放钱”等额外费用。这笔费用并不低，但原告却乐意支付。因为，只要官司能够打赢，那么败诉方的赔偿金额中自然也就包含了这笔费用。一贫如洗的会不会因为这不菲的“诉讼费”而却步呢？答案是不会。因为只要某个官司胜诉十拿九稳，那么自然就会有人愿意将“诉讼费”借贷给原告，供原告去打这个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