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虽说明军地换装工作放慢了速度，但对战斗力的影响倒是不大。因为，明朝的真正机动兵力只是总兵力的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的军户之中，火器的使用率已经达到了接近40%。对于十五世纪来说，这个比例已经足够高了。
回到正题。神机营的军饷较高，一名普通的火枪兵都有三贯月薪，其收入甚至比军户制的小旗还要高。这种收入，已经足够一家五口在京城的生活费用了。
三千营则是纯骑兵部队，最初是由当年靖难之役时帮助朱棣打仗的兀良哈蒙古人组成，成立时人数只有三千，之后规模渐渐扩大，目前三千营已拥有八千精锐骑兵。三千营的军饷在整个大明的军队中是最高的，哪怕是一名最普通的骑士，不包括养马的津贴，其月薪也有三千六百文，甚至比未入流的官吏还要高！
京军的薪水最强是毫无问的。但同时，他们的战斗力也最强。为了保证“干强枝弱”的局面，朱棣规定没有战斗任务的京军每年都需要进行大考，1c%||名靠后的京军必须接受其他人的挑战。若是被挑战击败，则失败的职位归挑战所有。为了保证各个卫所的卫指挥使积极将最优秀的士兵送往京军，朱棣还额外对卫指挥使制定了一个考核标准：如果某卫连续十年都没有一名士兵加入京军，则该卫指挥使降一级。
不过，在保证了京军战斗力的同时，对财政的压力却也不小。目前五军营为五万人，神机营为两万，三千营为八千。这合计不足八万的军队，每年仅薪水就需要支付四百万贯。再加上养马、兵器保养更换、日常训练等各种其他的费用，京军每年共消耗八百万贯。
经过朱棣的一系列改革后，永乐三年来自于农业土地的税粮收入已经达到了四千八百万贯，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历史上明朝34611万石的最高纪录（将安南的税收也计算在内的结果）。但不足八万京军便消耗六分之一农业税收入的可怕事实，却足以打消朱棣扩充京军的想法。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次远征安南京军自然也需要出动。当然，三千营不用出征。在安南那种地方，骑兵很难找到动大规模冲击的机会，不去也罢。而五军营和神机营则各出去一半，加起来便是三万五千余人。
至于说这次远征大军的其余将近七十万军队，则由有邑贵族们提供。
云贵川以及两广等地的有邑贵族极多，仅云南就分为三十六个土司官。这些土司官从权力上讲如同一个个小王国，从实力上讲，其中实力较大的土司也确实相当于小国家——后来成为了两个独立国家的老、缅甸，当时也不过是三十六土司之一（明初云南的地理概念与现代不同）。但是按照封建契约，云贵川以及两广等地的有邑贵族倒也不至于需要提供将近七十万军队。只不过，大多数有邑贵族除了按照封建契约的规定外，还额外提供了更多的士兵。
额外提供士兵的有邑贵族之中，有些确实是为了表达对大明的忠诚。而更多的有邑贵族派出额外的士兵则是冲着大明皇帝所许诺的赏赐而去的——朱棣许诺：凡进行抵抗的地区，有邑贵族可以尽情抢掠。
这便极大的刺激了有邑贵族战斗的。此外，在战争胜利之后，立下功劳的有邑贵族还可以在安南获得新的采邑。其采邑的规模大小，除所立功劳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便是派出的士兵多寡。如果不愿意是采邑，那么也可以直接获得现金赏赐。
有了这样的好处，有邑贵族们自然兴奋得嗷嗷直叫，纷纷表示自愿多出兵力。这其中以云南景东陶氏为最。按其封建契约，陶氏土司只需要提供两千兵力，可他却自愿额外提供两千，加起来便是四千。另外，陶氏还有一个地方很令朱棣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陶氏竟然饲养强悍的战象作战。
尽管火器的应运使得战象威力大减，但使用战象战斗毕竟很有趣，不是吗？
大军出征的当天，朱棣亲临龙江祭誓师。
三声大炮掠空而过之后，号角手将长长的号角高高仰起，“呜呜”一阵激昂鸣叫，空寂的峰峦回音袅袅。灿烂的阳光下，一面明黄龙旗，在微风之中张扬舞动。
内阁学士杨荣神情庄重地大踏步升阶登台，对行刑的刽子手大声道：“开——刀——祭——旗！”
接着又是三声巨响，黄中那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潮湿的草地上。杨荣又高喊一声：“诸位将士，肃立静听圣上的讨清檄文！”
朱棣站上高台，说道：“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势如在倒悬，汝往当如救焚拯溺。众将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毋姿妄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罪人既得，即立安南故国王之孙陈天平为国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
檄文读完，朱棣端起一杯酒来，朝天一擎，轻酹地上，然后向众将继续布军令：“八十万大军同讨逆贼，望我三军将士，奋勇杀敌，得胜归来！”
下面的军士举着刀枪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岁……”
听着这震天动地的山呼声，朱棣的心情也激动了起来。这四年多来，他想的、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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