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们这些上表称颂的文人墨客，又怎么料到自己称赞的“明君”，从即位的十六年起到翘辩子，五十年不到的时间内文字狱多大一百三十余案，可谓发展到了顶峰。
乾隆十六年，文字狱首发于“伪孙嘉淦奏稿”案。此案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轰动全国。各省查拿的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人犯较少的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单单是涉案人员，还没算他们的家人）。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
这是何等手段，下及百姓，上至督抚，仅仅是一封假奏折而已。
王锡侯的《字贯》案更是可笑，乾隆三十四年（1969年），他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字，汇萃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的新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四十卷。由于《字贯》通俗易懂，便于查找，如以“风”为目，后则列风貌、暴风、大风、小风、热风、和风、低风、风声之类，因而在它未正式脱稿时，就得到不少人的赞赏。在友人的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候的仇家王泷南仅据《字贯》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
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朝乾隆。乾隆看了海成的奏折，首先确认了“妄行著书立说”，便批交大学士去处理。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发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当乾隆皇帝开口要重惩王锡候时，海成立即率官员兵丁驰奔棠浦沐溪将王家数十口一并拘捕，装进槛车，解押上就，对王家藏书，逐一翻阅，指出书中“悖逆狂妄之处”连并奏折，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锡候一门在京尽皆斩首，“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凡为王锡候产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
乾隆还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给予处分。他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候“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判以斩刑。事后，将缴到王锡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贯》，各种书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九种五十二本藏书全部销毁，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桩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锡候也成了封建专制的牺牲品。
这件事对满清官员的震动不可谓不大，不是在可惜才学过人的王锡侯，而是为海成的遭遇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一省巡抚啊，就这么着完了。何止可惜二字啊！
打那之后，满清地方官员反涉及此事，无人敢掉以轻心，轻罪重罚已是官场上的惯例了。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禁书案发于四十九年底，结于五十一年春，抄家灭族者举国皆有，流放千里更是数不胜数。波及全国上下，累及民户千万。
假如没有中华国，这场特大文字狱案不过是满清朝廷的阵痛，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惜乾隆没想到万里之外的南洋还有这一个“痴心不悔望故乡”的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