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作为一个贸易港口的漫长历史始于明穆宗隆庆年间（公元1570年），当初主要是作为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传入欧洲文化和商品的窗口之一，其辐射范围也只有西九州的一部分，并不能跟平户、堺港等外国商人广泛抵达的主要港口相提并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港，随着德川幕府在日本宽永十六年（公元1639年）第五次颁布锁国令，居然成了日本唯一能与到访的中国、荷兰商人实施贸易的对外开放窗口，并因此而日趋繁荣起来。不过由于路程的遥远以及锁国令的限制，因此相比一年一度造访长崎的荷兰商船，每年春、夏、秋三季都能前来长崎交易的中国商船才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主体——根据平户英国商馆和平户、长崎荷兰商馆的日记作为参考依据，十七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约有五六十艘之巨。
可是这种广泛的中日贸易在清廷控制整个中国后，特别是鳌拜下令实施五省迁界的政策以后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到了永历三十五年（公元1681年），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更是锐减到全年只有十艘（注：全部来自东宁）。
“这一次运来的生丝计三十担，雪糖一百二十担，茯苓一百斤、甘蔗酒四百罐、槟榔三千斤、苏木五百斤、象牙四根、犀角五根、鸟铳一百支、瘊子甲十五领、鲨鱼皮五百张、鲲皮一百五十张、虎蹲炮一门、红夷炮一门。”
“这一次的武器好像多了一点。”要不是因为田川次郎左卫门背后站着东宁郑氏，否则这位来自丝割符仲间（丝绸购销行会，由京都、堺、长崎、江户、大坂的豪商组成）的大阪商人根本不会用正眼敲他一下，不过饶是如此，这位牛B哄哄的大商人还是用日本惯有的腹议说出了对生丝数量不足的不满。
“没有办法，东宁已经一年不下雨了，桑树死了很多。”五十六岁的田川七左卫门慢吞吞的回答着。“要是再不下雨，来年怕是连一担丝都没有了。”这个消息让其他几位在场的丝割符仲间的代表脸色凝重。“请几位给今年的生丝订价吧。”
“三百五十两。”
大阪商人恶狠狠的杀价着，对此田川只是微微一低头：“太低了，这个价格东宁怕是宁可占了舱位运回去，也不会同样出售的，还请给一个合理的价格。”
“三百七十两。”边上京都、堺和长崎本地的商人商量了一下，抬高了二十两。
“四百五十两。”七左卫门淡淡的一笑，报出一个数字来：“清国已经许多年没有一船丝运到长崎了，要是东宁的丝也不运来，明年日本的丝绸业怕是？”
次郎左卫门的话还没有说完，来自江户的豪商代表发话了：“四百五十两这个价实在太高了，不过这个还好商议，但不管价格多少，我们想知道的是，东宁今年到底能运多少丝到日本，明年又能保证多少，还请田川老板给个明确的说明。”
“今年最多只能运一百到一百二十担，若是东宁还是没有下雨的话，明年输入的数量还要进一步减少。”田川如此回答着，正所谓物以稀为贵，他不认为对方在这个时候还有底气来压价。“另外可以告诉各位，东宁已经决定对进入琉球贸易的清国商船恢复收取通海税，因此清国的生丝和丝绸价格势必高涨。”
大阪的商人一听暴怒起来，然而还不等他作色指责，边上长崎的商人给他施了眼色：“田川老板，丝价太高了，就会造成日本丝绸价格暴涨，进而可能使得米价也跟着上涨，这对百姓和部分武士是很不利的。”由于所有的进口商品都是根据丝价而上下浮动的，所以日本方面自然不可看着东宁坐地起价大赚特赚。“田川老板也是日本人，希望能帮助说服东宁方面。”
田川七左卫门当然听出了对方话中隐含的威胁，但他却不为所动：“在下虽然接受了东宁方面相当于殿上人的官位，但我也是商人出身，知道丰收之年要赚钱，而灾欠之年更要赚钱的准则，所以几位，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个是个机会吗？”
“四百两。”几个丝割符仲间的代表低声商量了一会，给出了他们认定的最终价格。
“既然几位坚持，那就算了。”田川一听也不再讨价还价，只是说道。“这次东宁运来的生丝就不计入贩卖的名录了。”
廊外候着的其他商人大急，要是关于丝价的谈判破裂了，他们的生意也会随之完蛋，但丝割符仲间的权力是幕府授予的，他们根本对抗，正在面面相觑之中，只见田川拉开了屏门走了出来，冲着外面的人鞠了一躬。
“郑氏船补充完食水，将马上出港前往镇海，今明两年的郑氏船也不会再来，让几位老板白白在此等候，实在感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