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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安不是个吃素的人，更与“爱民如子”四个字沾不上边，但他是一个熟谙官场规则的老吏，他深知大灾之后，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此暂时克制自己的贪欲，在上任之初摆出一副清廉精干的姿态，第一不急着贪污受贿，第二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干几件事。在他的倡导下，灾后余生的士绅富商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种子出种子，有耕牛的嫌耕牛，他又东奔西跑，上首府去邻州（县），哭爹爹告奶奶，凑集了一笔款项，再托人从平卢军手里低价购置了一批被淘汰的马、骡，按需分配给回乡的农民。
又将全县九十八个乡划分为十一个片区，学习李茂的做法包干到人，将县里的官吏统统赶出城到乡里蹲点，招揽流民回乡，奖优罚劣，督促百姓开展耕种自救。
因为措施得力，还乡的农民日有数百人，淄青观察使李师古又奏请朝廷给予成武县等灾区免征两税一年的优待。
中唐以后地方所得税赋收入去向有三，一为留州，二为送使，三为上供。
留州部分一用于供养军队（州军）和维持地方官僚机构运转，二用于地方公益开支和存储于义仓以备荒年。送使部分除维持节度、观察等幕府开销外，主要是供养军队。上供部分解送长安，供应皇宫、官僚、军队开支。
各藩镇因为具体情况不同，三者分配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在中央控制力比较强的南方藩镇，如淮南、两浙地区，政局稳定，地方富庶，同时驻军较少，上供的比例相对较大。朝廷控制力强的西北藩镇，如凤翔、灵州、振武等地，因拱卫长安的需要，屯驻重兵，战事频繁，加之地方贫瘠，产出较少，上供朝廷的部分几乎可以忽略，不仅如此，朝廷每年还要支付大笔的驻军费用，甚至地方的日常开支也需要朝廷划拨一部分。
此外在中央控制力较强的中原藩镇，如宣武、义成、徐泗等镇，因防遏河北三镇和淄青等地的需要，屯驻重兵，地方产出大部留镇供军，上供不多，但因地方较为富庶，也无须中央度支划拨军费和地方开销。
至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河北三镇和淄青，所得税赋九成九被截留地方，或不上供，或是象征性地上供。淄青一道在李正已掌权时代每年都向朝廷象征性地上供税赋，李纳举兵反叛时曾一度断绝了上供，乱平后恢复。李师古接任节度使后依旧维持上供，不过上供的数额少到可以忽略。因此之故，长安的态度就很痛快，李师古奏请免一年两税，四位宰相一合计一年民生难恢复，所幸痛快点免除三年，上奏天子，天子更是爱民如子，朱批：免五年。
圣旨到达成武县，百姓提灯游街，齐颂天子圣明，可惜的是县令刘明安却因积劳成疾，卧床不起，未能与百姓同乐。到这年三月份，四乡流民大半回乡。只有少部分在外野惯了的不肯回乡，他们仍旧啸聚山林水泽，公然打起旗帜，做起了贼寇。
贞元十九年的剿匪行动只是象征性的，数万大军云集曹州，目标是孤山镇，剿匪从来都不是重点，除了草湖周围的贼寇受到一定冲击外，其他地方的贼寇毫发无损，还在不停地壮大中。孤山镇职在镇抚地方，剿匪责无旁贷，李茂之所以没有在年前动手剿匪，一则，当日灾情严重，流民生计无着，剿匪易，安民难，他身为领军将领，有能力剿匪却无力安民。
其次，孤山镇刚刚经历了一场内乱，军心民心不稳，尤其分兵之后形势更是危殆，李茂需要时间来整合内部。
经过一个冬天的努力，孤山镇内部已经磨合的差不多，恰逢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刘明安的上任三把火烧的很及时，配合天时，成武县的流民生计有了着落，恰如洪水一般退去，有了这个基础，李茂所需要对付的就是几个水落后依旧在裸游的无赖，而非白茫茫无边际的洪水大浪。
水落石出，后院安稳，此刻出兵既无后顾之忧，又不惧误伤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