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不久，韩江春和奚襄铃兵分两路，一人去了燕山之北，一人去了长安。
大唐北部边境，时常受到草原游牧部落侵袭，尤其是秋后到开春这一段时间，草原上百草枯败，冰雪封冻，游牧生活无法持续，空闲出来的彪悍匪徒们便成群结队南下寇略，谓之“打草谷”。这本是无耻的强盗行径，强盗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打气倒也罢了，奈何被侵害者中一些恬不知耻或昏庸透顶的文人也跟着起哄，帮着美化强盗，谓之有血性，很狼性，把血淋漓的劫杀抢掠美化成英雄行径，把自己的同族乡邻贬作懦弱该死的羊，把他们的苦难、死亡视为应当，并充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眉飞色舞地予以宣扬。
不过自安史之乱，河北割据后，幽州一带，地方军力强盛，时常出塞反击，胡马轻易不敢过燕山南下，倒是朝廷控制力较强的河东、振武、丰州、灵武，乃至凤翔、泾源等地，常被异族势力欺凌，朝廷每年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却因号令不一，地方军将被束缚手脚，一直难有大的作为，保守尚且艰难，更遑论进取。
幽州自李茂出塞击灭契丹后，祸乱沿边的游牧部落已经不复存在，至少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内寇劫掠，他们纷纷换上新马甲，摇身一变成了无法无天的马匪，披着盗匪的外衣，继续干着老祖宗留下的一本万利的好本营生。
燕北三都督府内讧正酣，上下懈怠，谁也无心顾及百姓死活，导致马匪气焰日益嚣张，边地百姓忍无可忍只得背井离乡，四处流浪。
不过按常理他们一般会去河东或幽州，过去去河东的多，现在多去幽州，至于远涉千里跑到洛阳、长安流浪，则十分罕见。
但长庆二年的秋冬之交，大股的边地流民涌入长安、洛阳两地，尤其是长安，放眼望去，满街都是，他们衣衫褴褛，目光呆滞，操着冷硬的燕北口音，托着缺边烂沿的陶碗沿街乞讨，实在是大煞风景。
若问其来处，皆曰燕山之北。再加上一句：盗匪作恶，官府懈怠，没活路只好来长安厮混。
京中言官得知此事，大喜，一时群起激愤，起而攻击三府大都督，弹劾李茂等人渎职、懈政，无顾百姓死活。
李恒虽然贪玩，也知此事棘手，特意抽出半个时辰时间与诸位宰相商议对策，裴度和李逢吉都建议慎重行事，在事情未查明前，朝廷暂不表态。
李逢吉建议责成有司派人往燕北实地察看。这一点裴度也是赞成的。
燕北是李茂从契丹人手里收复的，实际控制权也一直操在李茂手里，当年因元和皇帝以强力制藩镇，只让缘边军镇节度使做虚位大都督，不给实权，而由朝廷调派干吏出任都督府长史，管领常务，架空大都督掌握都督府实权。
这样的策略安排是为朝廷日后解决河北藩镇割据留了口子：两面用兵取幽州总胜过一面强攻。可惜元和皇帝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权位却没有继承他的雄心壮志，当年的巧妙安排反倒成了丢不掉的累赘，处置稍有失当就可能会引发泼天大祸。
这件事来的蹊跷，故而不管是老谋深算的裴度，还是心机深重的李逢吉都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祸乱天下的罪人。
派去实地察看的人都是李逢吉的亲信，行前李逢吉专门做了交代，一个月后，三人从燕北回来，带回的消息大致雷同：三都督府官员忙于党争，无暇顾及政务，上下一体懈怠，致使流寇日渐坐大。当地百姓投告无门，这才铤而走险，往京城来告御状，奈何宫禁森森，他们这些边野小民根本无门可入，携带的盘缠耗尽，只能在大街上流浪乞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