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实际情况是，在过去短短的几个月里，他不仅同云南重将李弥和何绍周关系模拟，而且居然同坐镇西南的袍哥会拉上了关系。不仅如此，他远在印度居然胆大妄为到插手地下军火和毒品生意，冒着天大的风险，但是所得的巨额利润居然没有给自己留下来分毫，而是全部投入陆战一师的军备！
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数目巨大的金钱都不能打动他，那么这个人要的目标一定更远大！
想到这里，戴笠的眉头微微皱了皱。
这么长时间以来，军统对于唐甬的支持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这小子现在印度已经独当一面，听说又和黄埔系走得颇近，也许现在是时候该把松在唐甬脖子上的项圈收紧一点了吧？
一秒钟后，戴笠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还不是时候，唐甬再有能为，毕竟是如来佛祖手中的孙猴子罢了。
陈布雷用一种难得的兴奋向蒋介石讲述了陆战一师击毙山本五十六的战果，让蒋介石真正诧异的不是唐甬的战果，而是多年来老成持重的陈布雷此刻竟然像一个考试取得满分的小学生一样急不可待地向家长去报喜。
这些日子以来，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一直被重重内困外忧所搅扰不安。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和广东生大灾荒，导致3ooo万河南人死了3oo万，广东也饿死3oo万，占到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甚至出现狗吃人，人相食的惨剧。
问题的严重性最初是被美国记者察觉的，他们欲披露此事，但是最高领袖蒋介石表示不相信，对灾荒轻描淡写，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而美国记者认为，所以会饿死那么多人，就是由于“最高领袖”不相信，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救灾措施，还照样征粮。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王芸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已经买好机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一亿美元为准备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o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o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o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藉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但是傅斯年却是一副不肯罢休的样子。
“为什么他们都不理解？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天灾，都会有**，但是现在中国的要问题是如何维护内部统一的同时保持对日作战能力，并以此为前提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已获得国际尊重和援助！”
中国的第一军事强人在心里微叹息了一下，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到陈布雷的讲述上来。
陈布雷基本上认真地把报纸上的报道复述了一遍，之后作为唐甬的校长，他用一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口气说：
“难得有宁邦这样的大将，看来中印公路光复之日不远了。”
蒋介石对听到唐甬这位小同乡的捷报还是很高兴，更何况能够运筹帷幄额之中，击毙日本海军第一军人于千里之外，不禁是一件值得推崇的事情，更可以向英美展示一下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作战的大国实力，这也将为重庆同华盛顿的谈判中增加一些砝码。
蒋介石抚掌微笑道：“看来宁邦确实是个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