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赵的传世画作，最令人赞叹的就是他的绘画题材，画前人所未画。33岁时为避战乱而客居温州一带，在那儿见到了新奇的花卉和海产品，他将所见一一写入画中，从而大大开拓了绘画的题材。他的《异鱼图》、《瓯中物产卷》、《瓯中草木图四屏》等等，成了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
由于他高超的艺术成就，以上海为中心的艺术家们，特别是吴昌硕等新一代受赵之谦影响，逐渐形成了崭新的流派—海派绘画。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这样写道:“会稽贾叔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事实上，赵之谦的影响不只限于海上，齐白石、陈师曾等北派巨匠们也一样受过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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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生涯
不以印传盛年息刀
—赵之谦篆刻
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颠峰。其中诸多的历史经典，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儒、易大厂，直至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篆刻（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始于明，盛于清中期，以丁敬、邓石如为代表，开派立宗，形成两大体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赵之谦初学篆刻之时，赵次闲、钱松还在世，皖派则有吴让之。赵之谦家在绍兴，离杭州不远，在当时的交通以及社会环境下，受地域影响，从浙派入手，便成为必然。事实上赵之谦是从学陈曼生开始的。他36岁时说:“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则尽弃之。”（《杭四家印谱〈附二陈〉序》）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弃曼生，却没弃浙派。在34岁与魏稼孙在福州相遇之前，一直有仿浙派的作品。这期间的作品，大约有近百方传世。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有年款的作品是24岁的两方:《躬耻》、《理得心安》。此时印风明显是浙派，但很快就发现有邓石如的皖派风格的出现。26岁前后刻的《陶山避客》，款称:“学完白山人作。此种在近日已如绝响。俗目既托为文何派，刻印家又狃于时习，不知几理，可慨也。”同期所刻的《蕺子》也是仿邓石如，而另一方《付以豫茂臣氏之印信》则称“略有秋景陁意”。约同年刻的《以豫白笺》和27岁刻的《郭承勋印》又明显是汉印风。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介于浙派、皖派、汉印之间，摇摆不定的。然而，他不满足于浙派、皖派和汉印，而是在寻求浙、皖两派合处的同时，上溯秦汉，进而将触角伸向汉碑汉镜等等。其取法之广，是前无古人的。
辛酉冬，避乱温州的赵之谦应在福建为官的老友付节子的邀请，航海到了福州。次年3月，魏稼孙来访，二人一见如故，结为金石交。二人的结交，对于赵之谦篆刻艺术来说，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魏稼孙虽不刻印，却对印学有精解，且好集印谱。赵之谦印名在外，魏早为之心仪。相见之初，互赠诗稿，赵为作书画。之后，一起探讨印论，并请赵为其刻印。赵之谦精于篆刻，而不好刻印，“以少有合故”（《何传洙印》款）。即便遇到魏稼孙这样的知音，也不轻易奏刀。魏稼孙深知其为人，故以激将法迫使其刻印。首先，魏提出为赵集印谱，索赵的旧作，所集不过几十方，不足以成谱。而且面对旧作，赵之谦自己也不能满意。为此，赵之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批量性的刻印，为自己，为魏稼孙，也为付节子等好友们刻。其次，二人探讨印论时，魏稼孙或有意将赵与丁敬黄、易等前辈高手相比，以为赵不及丁黄，这样激起了赵要与古人争雄的创作心理。赵在为魏刻《魏锡曾》、《稼孙》对印时，刻款道:“稼孙目予印为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又在《赵之谦印》刻款云:“龙泓无此安详，完白无此精悍”。又在另一方《赵之谦印》刻款云:“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之工”。更在《松江树镛考藏印记》刻款云:“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模印家立一门户。”本来就不服输，俯瞰千古的赵之谦创作欲被激发，一发而不收。他在致友人函中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这种创新**，应该说与魏稼孙的促使不无关系，而为赵编印谱是个关键性契机。
魏稼孙为赵集《二金蝶堂印谱》是壬戌夏开始的。赵之谦大量创作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约半年而成初稿。次年的秋冬魏至京小住，新增部分作品，而后随刻随寄，直到甲子年，才完成印谱。在壬戌、癸亥、甲子（34至36岁）3年中，赵为魏稼孙刻二十多方，为同年同事老友胡澍刻近二十方，为金石家好友沈均初（应读为韵初）刻30余方。加上自用印及为其他好友的所刻之印，三年刻印二百余方，占赵之谦一生刻印的一半多。
大批量的精心创作，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为了补充《二金蝶堂印谱》，另外一个原因，是篆刻前辈吴让之的存在和刺激。
吴让之（1799～1870年）长赵之谦30岁，是当时惟一的前辈篆刻巨匠。魏稼孙在决定编《二金蝶堂印谱》之初，便拟请吴作序。癸亥夏秋之际，魏专程到泰州访吴让之，出示《二金蝶堂印谱》初稿，吴应请为作序，中云：“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赵之谦得印谱序后，以为吴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如想象那么高，仅称自己“已入完翁室”。这对赵之谦来说恐怕是个不小的刺激。也促使他去开创新局，超越皖派。
这期间的二百方作品已看不到浙派风格了，而且形式多样，变化丰富，某些印章反差极大。印风虽然未能统一，却能反映出赵之谦一心想要开辟道路的追求。在此。我作了个简单分类:
（1）约三十四岁刻的《悲翁》，款云:“由宋元刻法迫秦汉篆书。”—追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强调刀笔的统一和秀美的结体。35岁刻的《会稽赵氏双勾本印记》，《之谦》连珠印，《二金蝶堂藏书》等等，是其中精品。
（2）约同年刻《魏锡曾印》，款云:“此最平实家数，有茂字意否？”—追求汉印平实中见朴茂的境界，开赵叔儒、陈巨来为代表的近代海派印风。此类以汉印为蓝本的作品是这个时期赵之谦白文印的主要取向。同年的《二金蝶堂》，35岁刻的《赵之谦印》，36岁刻的《吴潘祖荫章》等等，皆为此类精品。
（3）约三十六岁刻的《郑斋所得》，款云:“略似六国币。”—取法汉金文，追求线条的爽朗，结构的巧妙，平中寓奇。《灵寿华馆》、《镜山所得金石》等是此类名品，开黄牧甫印风。35岁刻的《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巧妙构思也是黄牧甫印风的基础。
（4）35岁刻的《积溪胡澍川沙沉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以《莱子侯刻石》为形式，以篆书为形体，追求古拙浑厚，启吴昌硕印风之萌。《灵寿华馆》（款称法啶君开褒斜道碑）等印是为同类。
（5）34岁刻的《锡曾审定》，继31岁刻《丁文蔚》之后，再次尝试单刀直入，开齐白石之先河。
（6）35岁刻的《巨鹿魏氏》，加十字界格，师法秦印，强调刀笔并重，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真正去接近秦印，古典而现代。在此之前的所谓“师法秦汉”，是只师法汉印而已。这种实践，为吴昌硕及以后的印人提供了新的模式。新发现的《灵寿华馆所藏金石记》属于此类。
37岁之后直至44岁的8年间，虽然也为自己刻了若干好章，有38岁刻的《为五斗米折腰》，约四十一岁刻的《安定佛再世坠落娑婆世界凡夫》，43岁刻的《汉学居》，44岁刻的《金石录十卷人家》等等，这是他印风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可惜，八年间所刻也不到70方。
在10年赶考，4次礼部试均告失败之后，44岁的赵之谦心灰意冷，转求实务，呈请分发，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为官是他的理想，他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爱好—篆刻。在壬申春（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之后，南下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赵的江西任上同事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54岁为潘祖荫刻《赐兰堂》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
缺乏知音大概是他在江西不刻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好像是失去了篆刻创作的原动力。观其一生所刻，皆是为自己及亲朋好友所作，绝无泛泛的应酬作品。他曾在杭州（42岁）以字画为生，晚年也有过应酬，但却从未以篆刻鬻食，这表明了他不愿以篆刻为生的态度。也可知其对篆刻艺术爱好的纯粹。
我们不能不为他惋惜，毕竟他是在盛年息刀的，这是赵之谦的一件憾事，也是篆刻史上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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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在晚清的艺坛上，出了一个书画篆刻都使人为之耳目一新的全能大师，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赵之谦。在书法上，赵之谦不仅精于隶书、楷书，并且对于篆书和行书也极擅胜场。有意思的是，他在《与梦醒书》中却对自己的各体书法作出了这样的自评：“于书仅能作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因学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这除了隐约表示了自己于书法擅长篆、隶、楷之外，对于行、草书则有些自谦。但事实又怎样呢？单就他的行书来看，其实造诣是很高的。从整体着眼，他的行书笔墨腴润，风致潇洒，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创新”一面，又有着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从俗”一面，可谓推陈出新、雅俗共赏。
现藏日本的《吴镇诗》一帖，堪称他的行书代表作之一。作为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来说，在创作时既要有跌宕的风致，又要有翩翩的运笔技巧，然后才能得心应手，合情调于纸上。赵之谦在此帖中表现出来的用笔基调，无疑是扎实而又灵动的。说其扎实，无论是点画波磔，无论是提按顿挫，全都起迄分明，交待得清清楚楚，毫无含糊拖沓的地方，可见书写之时精神是很贯注的；说其灵动，落笔重时不浊不滞，落笔轻处血脉流贯，游丝掩映，又颇得得心应手之妙。至于用锋的偏正藏露，也是随机应变，交替互出，不主故常的。而在用笔上最有特色的，则更是表现在丰腴而不剩肉、清劲而不露骨上，这是《吴镇诗》中用笔难能可贵的地方。
再从结字来看，也是很具匠心的。在每一个字中，都有一个精神绾结的中心，然后再由中心舒展四旁，这就是所谓的敛放。如“暮云多萧森”句，每一字的精神绾结处，差不多都凝聚在字心的中心偏上部分。当然这是就常规而言的，其中反其道而行之的地方也不少，于此可见其随机应变之妙了。作品中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如“爱”字的上密下疏，“澹”字的左疏右密，等等，也是较为典型的。因此造成了一种艺术上布白与留黑的强烈对比，茂密和疏朗的强烈对比。在用笔的轻重肥瘦方面，如果是左侧不足的便肥重其左侧，右侧不足的则肥重其右侧，其他上下内外等也多参用这一方法，如“风”字夸张其左垂撇，“钺”字夸张其“金”旁，于此颇见赵之谦的匠心独运。
在帖学渐衰、碑学兴起的时代，赵之谦不但在理论上加以阐发，为北碑盛行推波助澜，并以创新的北碑书法横扫了因帖学及馆阁体造成的媚弱书风，其功大焉。赵之谦北碑风貌的书法，在其四十岁前后已臻成熟。他取诸碑之长，领悟笔意，尤重精神气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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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评价
当代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在其《近三百年书学》一文中评道:“学邓石如篆书的莫友芝最好,赵之谦、吴熙载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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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赵之谦作品非常受收藏家的欢迎，尤其是日本和港台、东南亚地区的收藏家。他的作品传世不多，又不易临仿，买家感到放心，因而价格高而稳定。在香港市场，赵之谦的作品价格起点就比较高，1986年刚出售时就达到45000港元，1987年仅一幅扇面就达到4万港元。1989年仅出售过两幅作品，一幅是《隶书》四屏，达到20万港元；另一幅是《岁朝清福》横披，达到21万港元。1990年也仅见到两幅作品出售，一幅是《牡丹书法》扇面，38500港元，另一件是《花卉》四屏，一举达到352万港元。这件作品极其精美，四幅画中分别绘有牡丹、紫藤、桂花、梅花、色彩鲜丽、画面洋溢着一种喜气，引起购买者的极大兴趣，竞争十分激烈。这件作品创下了清代画家作品的最高售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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