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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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治学经历
书学思想
艺术成就
法学生涯
名家评论
王国维评论
胡小石评论
评论家评论
章士钊评论
沙孟海评论
生平年表
主要著作
简介
列表
行书诗轴
简介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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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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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有：薏庵、檍盦、乙僧、乙叜、释持、寐翁、睡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维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随庵、守平居士、谷隐居士、浮游翁、楚翅、东轩、东轩支离叜、灊皤、灊庸、袍遗、东湖盦主、媻者薮长、姚埭老民、紫藟癯轩、癯翁、东畴小隐、逊斋、逊翁、巽斋、遯叟、李乡农、馀斋老人等等。浙江嘉兴人。其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曾国藩是他的学生，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五任学政，务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从小跟母亲诵读唐诗，通音韵之学。虽因家贫，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在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见王国维《沈乙尽先生七十寿序》)，逐立“修身、治国、平大下个人产”大志。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
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
寐叟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39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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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经历
沈曾植在《定庐集序》中称：“少孤，独学天友。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否私淑师也，而钱先生同乡里为尤亲。”稍长研究史学掌故，潜心于律法与舆地，李慈铭的评价是：“钩贯诸史，参证舆图，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见《越缦堂日记》)他在乡试时．有关舆地的答卷为翁同和所激赏，视为通人。1880年(光绪六年)，他考中进士，供职刑部，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等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之后，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国事务，因而，益究四裔舆地之学，于辽、金、元三史，创获颇多，声名远播。1893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此事后来广为流传，西方学者也多加以引用。在沈曾植一生的著述中，有关舆地之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计有《元秘史笺注》、《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等十余部。
在北京任上，与其弟沈曾桐治珠算，享有盛名。相与交往密切者有文廷式、康有为、袁爽秋、朱一新、陶濬宣、杨守敬、汪康年、梁启超、盛伯熙、黄仲强、徐世昌、王鹏运、袁世凯、’梁鼎芬、邹代钧等。四十岁后，深究焚学，会通儒佛。晚年因经济拮据，在沪上鬻书自给，时间约在1919年前后。《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此说略显简单，其门生王国维曾有过较为客观的总结，兹迻录如下：
“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安，拓其区字，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居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钨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见《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历代儒家学者都有参与政治，发挥其作用的传统，孔子周游列国，亦只发挥教宵家的作用，贝何况后来者。因为相对于政治权力游戏而言，儒家的理想是纯净的，又是相对软弱的。难怪朋适要将“儒”的语源考定为“柔”，这是发人深省的。就本文传主沈曾植而吉，其令人敬畏的地方就在于朴素平淡，他不想借助于非凡的、虚饰的、激烈的行为来突死自己的形象。他获得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的尊崇，就在于他身上所发现出的超人的力量、坚强的毅力以及儒家学者所惯有的内圣外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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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学思想
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是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如洪亮吉、孙星衍、桂馥、伊秉缓、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等。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的阐扬，蔚然成风。至清末康有为一出，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戍变法后，曾力劝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揖》。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和《广艺舟双揖》一书的煽动性，把当时康有为周围的一些思想给淹没了。
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海日楼题跋》、《寐叟题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
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骂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
潜于古今媲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如他在给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冬心开顽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阁琐谈》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又如在《护德瓶斋涉笔》认为，“西汉未隶石刻间杂为正书”；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上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又如他认“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屏风帖》。”等等。
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他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辨别碑帖源流的札记，从中还是能看到较为系统独到的书学观点。在重历史渊源关系方面，于下面诸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罗叔祖影拓□氏旧本，．此是真面目，笔意风气，略与《刘玉》、《皇甫鳞》相近，溯其渊源，盖《中岳北岳二灵庙碑》之苗裔。一一《张黑女墓志跋》
昔尝谓南朝碑竭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用师中印，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宏激昂，锋距出《梁鸽》，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一一《张猛龙碑跋》
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小王，此铭则由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者，可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一一《敬使君碑跋》
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方面，亦多具创见。如在《王珣贴跋》中认为“《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特南渡名家，韵度自异耳。”指出南北书法有相同之处，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韵风气更甚些，此说颇合史实。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认为“松江《急就》决为唐临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此说体现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迹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论方法。又如他在《多宝塔碑跋为谢复园题》中认为“鲁公书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笔诀，困法河南，所调厌家鸡欣野资者耶?然如此砷结体，固不能与《裴镜民碑》绝无瓜总也。此拓梢绝，于用笔劲媚处，点画紫拂，绰绰可寻，绝非剜后秃木者可比。”此跋极精到，非有书法家之义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谓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书写状况，处于同一境界，神与之游，发而为论则无隔阂。沈曾植在这方面要比康有为高明许多，宋代苏东坡成自豪地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此话若移作沈曾植的话，也是非常贴切的。
沈曾植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势，如在《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纤浓，波点相资，无以呈其意势。”又如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认为：“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这就是他独到“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二是重形，如他认为“逸少学钟书，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又如他认为“《入山帖》瘦质处可证《化度》，可通草书《千文》。”又如他对卫恒《书势》中“修短相副，异体同势，……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这十六字相当推崇，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笔，他对卫恒《书势》中的“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一语非常认同，于用笔的提按起伏、藏锋油颖体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蔡邕亡隶以波发，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约略可以推想。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清言见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书谱》杂志上提出“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清季书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评唐《兖公颂》时，曾提出“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之后的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独具，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转笔势，突然毕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中提到：“逆锋行笔颇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齐《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跋》中认为“刻手太粗”；在北魏《乐安王元绪墓志跋》中认为“刻工草草”；在《临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认为“此书甚工，刻乃不称”：在隋《杨厉墓志跋》中认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仪如此，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如他认为《国学本定武兰亭》“极圆润，而未免轻弱。然刻手极精，纤锋华见”：认为《旧拓定本兰亭》“刻工亦颇能传之，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认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无神采”；认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书，其墨色拓工俱绝。……锋颖丰利，真能以刀代笔”；认为《丰存礼小楷普门晶》“书法谨严，刻尤精绝”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
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以古为新，翻覆盘转，新意十足。历史上，米芾、赵左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沈曾植在给门生谢凤孙的信中曾指出：“吾尝以阁下善学古人为不可及：今忽曰：以临古为大病，此涣何耶?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办单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办有拟法。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较起来，还是很有特点。米、赵、董复古以正统自勉，非二王不学，以取晋药为主，非“相杂文生”。所以，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很难见到诸如沈曾植所主张的“异体同势”、“古今条形”、“中画圆满”、“分画中虚”这些内容。孙过庭所谓“古质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了上述的种种鲜明的见解外，还具有一颈勇猛精进的心。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而是主张古今融合，南北相济，以期相生相发的境界。在实践上，他非常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胜；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到好处。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学识淹博，精研西北史地。书法融合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自成面目。谈中国五十年来书法者，巍然为一代宗师。间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韵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着海日楼诗。
自古以来，历代皆有人龙翘楚，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领袖群伦，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陈散原、王国维、余肇康、罗叔言、张元济、郑孝涉、章一山、马一浮、诸贞壮、胡朴安等，皆一时硕学；其所友，曾农髯、翁同觎、播祖荫、吴昌硕、李瑞清；其所启者，便有风云人物康有为；其所教，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中国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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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成就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称“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这与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二说大同小异，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没有什么意思”；一说是“刻意经营，竭尽全力”。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王说更接近些。据沈曾植自称晚年书画之缘始自光绪壬寅〔53岁)辞去南洋公学监督后，重入都门时。
沈曾植“早岁欲仿山谷，故心与手忤，往往怒张横决，不能得势。”（又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但临池之志仍然无间矣。在未中举之前，学书以晋唐小楷为主，因为当时江浙——带文风鼎盛，多数士子为了中举，多练习所谓的“馆阁体”。以至于沈曾植晚年在回忆时还为“馆阁体”辩护，说：“唐有经生，宋有院体，明有内阁诰敕体，明季以来有馆阁书，并以工整见长，名家薄之于算子之诮，其实名家之书，又岂出横平坚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汉隶，亦孰有不平直者。虽六朝碑，虽诸家行草帖，何一不横是横、坚是竖耶?算子指其平排无势耳。识得笔法，便无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闾阎书师语耳。作字自不能出此范围，然岂能尽。”(见《海日楼札丛》卷八)同时，他还得笔于包世臣，取径于邓石如、吴让之。沈曾植曾有诗曰：“百年欲超支吴老，八法重添历下读”，又云“包张传法太平时，晚见吴生最老师。”(见《忆沈寐受师》)所流露的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书痕迹。
之后，他又接受包世臣“备魏”可以“取晋”的观念，取法北碑，尤嗜张裕钊的书法，并确确实实练了一阵子。这与他在光绪六年成为进士，北上就仕，开始经营收罗一些碑帖，这是他后来自谓“书学深”的开始。当然，他对待碑帖的态度未必全是艺术的眼光，有时月考证舆地、史实的目的，但对他今后书法气质的演变有着积极的影响。即使成不了“书家之字”，尚可作“学人之字”观，这与他“学人诗人二而为一”的主张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沈曾植的书风演变分为两个阶段：六十岁之前“为孙隘庭临《郑文公碑》，绝少变化；又见为予外舅沈公仲殷写佛经卷，当时诧为精绝者，亦不能过安吴轨辙。”(见《忆沈寐叟师》)六十岁之后，“真积力久，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实上，沈曾植学书情况比这样复杂多多，尤其是晚年。据目前所见的作品来看，沈氏取法简牍、唐人写经、《二爨》、钟太傅、索靖、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黄山谷、倪元璐、黄道周都有些痕迹，这说明他还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碑帖结合，兼容并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沈曾植在题《伊川击壤集》、《曹恪碑》、《李澹圆先生叱牍归耕图卷》三跋时，纯用米芾笔法，驾轻就熟，非常老到。从中可以透出两个消息：—中沈曾植借米芾书凤来达到“意态纵横”的目的，他推崇黄小仲的“始艮终乾”之说从中得到了验证；二是取法米芾正是他实现“备魏取晋”理想的绝妙高招。因为他一生的学术与人生总旨皆的魏晋风骨上。正是他从米芾那里悟到了“八面出锋”的用笔方法，并将米氏刷字转化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见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这才是他书法的奥秘所在。
沈曾植晚年的书法，包世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庄用笔的提按方面，而张裕钊与吴让之的影响反而不怎么显著。罗振玉在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的信中曾提及沈曾植“服赝安吴，诋毁赵之谦一事”，可与佐证。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卷二中记载：“冒鹤老尝遇寐老曰：君笔诚奇纵矣，然不过以方笔为包安吴耳。寐老拍其肩曰：此安可为外人道。”此又一佐证。王国维有诗赞沈曾植的书法是“古意备张索，近势杂倪黄。”作为同时代的大学者，此话切中要害。沈曾植中晚年的徘徊，正是在寻找表达“古意”的手段。既要出新，有要备复古之意。所以，他找准了以“新理异态”而著称的黄通周与倪元潞作为师法的对象。黄潜在《花随人圣童摭忆》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还经常临习一些冷僻的碑版，这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常自称“书学深而书功浅”，晚年遍临诸碑帖算对“书功浅”的弥补。实际上，他到最后还未完全定型化，仍在探索之中。
沈曾植天资高，理想富，性格内敛，毅力坚定，“藏身巧密”背后涌动着艺术的**。沈氏晚年隐居沪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郁，以诗书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书自给，以解生计之困，“海内外辇金求书者穿户限焉”。目前，社会上所流传的作品办大多在最后几年所书写的：但风格上很少雷同，说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广蓄的心态。他作诗主张要通“三关”，最后一关足“元嘉”。如何通“元嘉关”，他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评书》中提到：“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氏山水诗打并一气读。”可见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儿脱落陶谢之枝梧，含咀风雅之推激。”（见《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书法中也有，惜未能点破。抑或是他自认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后来，陆维钊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叹识王字真谛太迟之慨。真可谓是英雄之见略同矣。沈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吴兴人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乙庵，号巽斋等，别号乙公，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生于诗书之家，学识广博，为晚清学者、诗人和书法家。学识渊博，精音律史地，诗文书画。其书初师包世臣，后工章草，参以二爨及北魏碑刻。清曾熙评其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七律》行书作品有“极缤纷离披之美”，在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沈曾植书擅各体，尤以草书为佳。初学包世臣，复取法于邓石如，晚年转宗明末著名书法家黄道周、倪元璐，因而其书风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书多用方笔，风格挺健峭拔，沙孟海先生评其书曰：“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民国时以遗老自居。
虽然我们在遗老的形象中窥出一丝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书法上，沈寐叟却是一个相当有胆魄的创新大家，他以北碑传统为基点，在深入到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与线条表现)的深层内容之后，沈寐叟毅然决然，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他的方笔斩截、锐而不峭、厚而不滞，见出极强的驾驭功底。但更令人振奋的，还在于他以方笔顿挫带动行草书的连贯意识，把具体的连贯按照顿挫间隔成一组组意的连贯，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种结体意识，又有努力求空间开张的横向宕开，更有方线条棱角、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勾连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种出众效果都是在流畅的挥洒过程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典型：作为遗老，沈寐叟深深重视清代碑学所具有的价值，他不可能跨越这个历史的规定。但作为艺术家，他又具备本能的开拓希望，因此他努力寻求在规定下的发展空隙，从一个清代人感到迷惘的风格夹缝中走了出来。在一时间，沈寐叟的北碑行草风成为民初书坛的一面大旗。
沈寐叟以方胜，吴缶庐以圆胜；沈寐叟意在生辣，吴缶庐旨在醇厚。沈寐叟以小见大、以局部见整体；吴缶庐则从大见小、从整体到局部。两位大家可以标志着民初书坛上的两种不同路数，当然是同样有高度的路数。
"昔年书法传坤艮，置我三王二爨间。满地残阳看绝笔，落花如雪泪如环。"此余师兄王君蘧常题其师沈寐叟墨迹之绝句诗也。王君十余岁由其父甲荣携往请业，寐叟未及与之论学术，简述书法奥诀告之，君晚岁题其真迹，为诗如此，余手录之，今稿不复存，尚能背诵不误。
书法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息息相关。尤于书法本身，穷源竟委，集其大成，自创新面，然可以前无古人，如寐叟者，所以被尊为"三百年来第一人"也。
寐叟入仕途于晚清中光绪六年庚辰第二十四名贡士，出余舅祖翁瓶庐相国同和门下，殿试第三甲第97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第二等第20名，钦用主事，观政刊部，自是始与贤士大夫交游，名扬海内矣。寐叟生值清季，觅见历代古物及新发现之文献珍品，以其乾嘉治学之法治之，于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尤所究心，于甲骨文，敦煌秘籍，靡不究心，熔为一冶。与罗振玉、王国维诸先生论学开一世之新风，而罗、王包罗之广犹不能及寐叟，寐叟于学术外尤擅书法绘画，此皆罗、王所不能旁及者也。论并世学人，或与太炎章先生并列，然太炎不信甲骨，治学趋向，一以清中叶为归，结一代之局则有余，若云创新，则逊寐叟一筹矣。
寐叟一生，政事学术，出入綦忙，懒于著作，其名著《蒙古源流笺证》，自雕木版刊行；《元秘史注》，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其他书名繁多，或数页而止，短书杂札，往往书于帐册之背或杂纸之上，虽标明为书，实不过未经整理排比之读笔记、简端评识而已。余客寐叟嗣子慈护处，按《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这例编次之，颜日《海日楼札丛》者是也，虽此属畸零汇辑之书，未足见寐叟学术之广博弘大，然未尝不可窥豹一斑也。
书法一道，既汇众长于一，寐叟少年时得启迪于张裕钊，后遂由帖入碑，南北融化，上自先秦出土文物，下至唐人写经，无所不取、无所不舍。寐叟所处之时代，玉人士称寐叟第子王蘧常为当代王羲之，其弟子尚然，高出弟子数倍之寐叟，奚待戋戋之赘言乎？
今嘉兴市政府就所见收藏寐叟墨迹，选其精品，刊以淑世，甚盛事也，爰书其始末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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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生涯
沈曾植，同治癸酉科顺天乡试第22名，会试24名，殿试三甲97名，用刑部主事，当年光绪6年庚辰科（1880年）会试首题是：“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出自《论语.为政篇》，沈氏的破题是：“有深会圣言者，如愚所以不愚也。”，承题是：“盖其会圣言也不深，则其发圣言也必浅，即其私而退省之，不愚者不诚赖如愚哉？”起讲兹略，然后是代入孔子语气之起二比：“高坚前后之程，吾与回言无不尽，顾何以言所以，言所已及，回与相近，言所未伸，回并不与，……言动视听之则，吾与回言且无余，顾何以言之偶传，质疑有待言之时，示偏觉索解无闻……”然后是出题：“如是焉而言已终日也，噫，愚矣，愚于进安，必其不愚于退也，而吾且省之。”然后是二小比：“燕私之地，不假提撕，体诸心有验诸身，而亦前亦趋欲从者其志；启发之机，不关愤悱，积乎中以形乎外，而无施无伐不惰者其神。”随后“盖违而发者恒情也”是一句过接，然后是中二比：“夫孰知不违而亦发也，……；夫孰知不违亦足以发也，……。”后二大比：“而后知回之明悟独深也，……；而后知回之涵养独粹也，……。”最后以简明扼要的两句收结：“回愚乎，回不愚乎？”
第二题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题出自《中庸》，沈的破题是：“效有极于四方天下者，柔怀所以治外也。”紧随承题：“夫四方归之，天下畏之，岂非有国者所欲得诸天下者哉，柔焉怀焉，其效斯在。”然后起讲：“且王者体天出治，昭其德者，云瞻日就；服其令者，雷厉风行，……”（以下代入口气）“臣请进子来而言柔怀，今夫有分土者无分民，故王泽之隆，不遗远者，定一尊者大一统，故风同之盛首戢强侯，请以四方天下观。”然后起二比：“谓盛朝不尚招携，何以戎狄蛮闽职方怀方隶其数；谓王者不矜控制，何以山川种族四荒四极纪其名……谓强藩之悍戾难驯，何以弓矢戎兵神武昭，而天下之材能尽戢，谓封建之事权易散，何以躬桓蒲糓朝仪肃，而天下之意气皆平，……”以下略。
第三题是“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即所谓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下》。沈曾植破题为∶“论人者必论世，不徒颂读也已。”承题略，起讲首言：“尝思阅世生人，阅人成世，此古今之人所由判也……。”然后起二比：“琴梦有不言之隐，上观千古，下观千古，音尘隔者神理自通，善不限于方隅，善何容限于人代也。……；丹青有不实之文，十世可知，百世可知，际会绝者心源自接，并我生者，其人不可轻，先我生者，其人犹可爱也……。”此比有欲与古人心灵相通意，今日读之亦“犹可爱也”。然后是二小比：“且夫诗言志，书言绪，百世上所以待白后来也；与古居，与古稽，百世下所以仰承先哲也，……”接着是中二大比：“从风流息寂以还，时而置论曰∶……自来载籍流传，误于蔑古者半，误于论古者亦半，古人本不习后世之陈言，论古人者，独奈何绳以后世之苛论也，惟衡其世，以为颂读之资，……从简断编残之后，时而出论曰∶我颂诗能式古训，我读书能证古文，臆见相参而莫知其觏，……从来文辞隐互，好为墨守者非，好为论正者亦非，古人本不习后世之文章，论古人者，独奈何律以后世之体制也；惟标其世，以总诗书之纪，……。”然后是后二比：“旁行斜上，后人半紊其文，苟一经识者推求，尚可得知人微意；系月编年，史册信存其法，苟并入经生讲习，当倍深思古幽情。”最后是收结：“尚友者之论如是。”由此文可见一种历史观，这种知人论世，以历史的同情和理解去看待历史的眼光也正是我们今日所急需。沈曾植在晚清先后任职刑部贵州司员外郎、刑部江苏司郎中等，在刑部工作约18年，研究古今法律甚有心得。在两湖书院也曾任教。后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安徽布政使等官职，曾东渡日本考察制度文物。沈曾植以学人而出任地方官员，卓有政绩，但沈曾植自觉性情疏放，与官场作风不合，于是请求辞官，隐栖上海。在上海，他与王国维结识，王国维向他请教音韵学。沈曾植后来参与了“辫子大帅”张勋的复辟，被封学部尚书。复辟失败，闲居上海。他的寓所海日楼中，常有中外学者前来问学。俄国哲学卡伊萨林经辜鸿铭介绍来见沈曾植，见面后，结果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感叹沈曾植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1916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海日楼中，和沈曾植讨论契丹、蒙古、畏兀儿文和摩尼、婆罗门教源流。日本近代汉学的开创者内藤湖南对他学生说，到中国务必要见沈曾植，因为沈氏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
《清史稿》称：“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倘果然，则子培既精训话又通性理。衡诸其生平，其学以乾嘉诸子为皈依则信然。以致王国维说他以乾嘉诸老治经史之法“复广之以治一切话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手戴、钱”。这种评价实为中肯。王森然先生在《近代名家评传》中对子培之晚岁思想偏于守旧有一语为解：“惟其不渝孤忠之态度，则殊可嘉也”，并调之为“旧时代旧人物之鲁殿灵光，博学坚贞，足以夸”，“诚近代之贤隽也”，推仰之心，不言自明。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入京之后的第三年，沈曾植还刑部主事，感时伤事，在《寐碑叟题跋》中记日：“光绪壬寅正月，重人都门，过澄云阁与杜维话旧，携此本归。斜日离离，容云四合，矮窗展玩，招怅移晷，桑榆书画之缘，意复从此始耶？其心迹可见一斑。沈晚年寡交白晦，自号谷隐居士，居沪鬻书自给，而求书者不绝于门，以得片纸为宝。百年匆匆而过，历史人物与历史风云已成历史。昔于髯翁有句云：“天上风云原一瞬，人间成毁不须惊”，吟罢怅然。如沈曾植者，于今为不朽者有二：一学术、二书艺也。笔者尝与人感叹：晚清与民国，实我国诸领域人才辈出之时代，其时风云际会，多少豪杰，迄今难出其右。沈氏即其中之一。
沈曾植家学甚厚。其祖沈维鐈不惟久为仕宦，且五任学政，校刊图书颇多，务尚实学。沈曾植学力淹通，曾受张之洞聘为武昌两湖书院史席。其精通典籍，以至客人居所尽见书架，必高呼主人乃知所在。后曾赴日本考察制度文物，眼界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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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论
王国维评论
他的成就足可与清代著名学者顾亭林等人相俦；其成就的深度超过龚自珍、魏源；其精处胜过戴震、钱大昕；称他为“学术所寄”、“邦家之光”……
胡小石评论
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评论家评论
书法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书卷味；碑学书家的字有金石气；帖学书家的字滋润丰腴肌理；唯寐叟翁（沈曾植）全有，故能兼美。
章士钊评论
奇峭博丽
沙孟海评论
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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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年表
一八五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二月二十九日酉时。生于北京南横街寓所，其父年三十二岁，洪秀全是年起义。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丁巳)八岁，五月十八父殁，哀痛如**。家贫，随母读李义山诗。除夕仰望三星泪下，五十年后诗中忆及。
一八六0年(咸丰十一年，庚申)十一岁，英军入侵天津，先生随母避居昌平，登城楼目睹荒凉景象，甚悲痛。
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岁，从俞策臣读《礼记》及唐诗半年。师将他去，先生牵衣哭不止，师赠画六页。母授王土祯《渔阳山人菁华录》，能背出许多佳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