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乱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义，六曰变，七曰专。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无淫服。
凡军，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军无小听，战无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凡战，正不行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若怠则动之，若疑则变之，若人不信上，则行其不复。自古之政也。
·>卷下
严位第四
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
凡战之道，等道义，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察名实。立进俯，坐进跪。畏则密，危则坐。远者视之则不畏，迹者勿视则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筹以轻重。振马躁，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则膝行而宽誓之。起、躁，鼓而进，则以铎止之。衔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执戮禁顾，噪以先之。若畏太甚，则勿戮杀，示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职。
凡三军：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师可服。
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后胜，本心固，新气胜。以甲固，以兵胜。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人有胜心，惟敌之视。人有畏心，惟畏之视。两心交定，两利若一。两为之职，惟权视之。
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
舍谨甲兵，行慎行列，战谨进止。
凡战，敬则慊，率则服。上烦轻，上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服肤轻，服美重。
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
上同无获，上专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胜。
凡人，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凡战，教约人轻死，道约人死正。
凡战：若胜，若否。若天，若人。
凡战：三军之戒，无过三日；一卒之警，无过分日；一人之禁，无过瞬息。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执略守微，本末惟权。战也。
凡胜，三军一人，胜。
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齐。
凡战，既固勿重。重进勿尽，几尽危。
凡战，非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
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
凡众寡，既胜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众不自多，未获道。
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战，则誓以居前，无复先术。胜否勿反，是谓正则。
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故心中仁，行中义，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让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
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自古之政也。
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原来姓田，名穰苴，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155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3卷5篇的原型。
此书受到历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司马迁称该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历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目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历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155篇仅存5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
中国古代着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战国初齐威王令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并附春秋时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兵法于其中，故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着录《军礼司马法》155篇,入礼类。《隋书·经籍志》着录《司马兵法》3卷,司马穰苴撰，入子部兵书类，其后各史志和目录书多因袭此说。今本3卷,5篇,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另有逸文60余条，1600多字。唐魏徵将其部分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刻《武经七书》本为现存最早刊本。流传至今的各种注解本与翻刻本见于着录者不下四五十种。
战争观
《司马法》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杀之可也；为爱其民而攻其国，攻之可也；为止战而战，虽战可也。为扩大疆土或夺取财货、恃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兴兵作战要“以仁为本”，若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无道行为，天子即可集结诸侯各国出兵征伐，并制定了在九种情况下出伐的禁令。强调发动战争应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敌政策问题上，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只，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同时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不主张侵犯敌国民众的利益,要求军队在进入敌区后，严格遵守纪律,以求得敌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对敌政策和群众纪律的论述。
备战、慎战是《司马法》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它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在强调备战的同时，又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备战，但不可好战。
治军思想
《司马法》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书中列举夏、商、周三代赏罚制度的异同，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司马法》中含有大量的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含车兵、步兵编制及兵器配备)，出师(含时令、宜社、造庙、事由、目的、军中职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师，校阅蒐狩,献捷，献俘，军中礼仪，禁令，军威，赏罚，止语，等等。这些军制、军法内容的规定，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在将帅修养方面，提出“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强调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慊，率则服”。要谦让、严明、果敢、负责、不诿过、能为人表率，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有礼有节，勇猛善战。
军事辩证法思想
《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对战争要全面考察，做到“五虑”，即顺应天时，广集财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战前既要周密计划，战中又要通达权变，注意侦察、洞悉敌方情况变化，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击方法。要善于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先后、息怠、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决定作战策略。强调轻重是相互为用、可以转化的，要善于相宜而用，转变力量对比，取得对敌优势。对敌观察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做到“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武器配备要长、短、轻、重、锐、钝相杂，使之各发挥其特长而相互弥补其不足。对军队运动时休息与否、何时休息、休息时间长短诸问题也应掌握得恰到好处，“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等。
《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宋代以来，该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则不可取。
《司马法》是我国历史上颇多争议的一部兵书。关于其作者与成书的年代等都有不同的看法。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西周时，王室设有大司马一职，职掌军事，《司马法》就是司马论兵的兵书。这个司马是谁，现在已无从查考。古《司马法》早已亡佚，到战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法》原有一百五十篇，可惜的是后来大部分遗失了，现只存五篇。
《司马法》在汉代具有崇高地位，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司马迁评论道：“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亦少褒矣。”东汉以后，《司马法》被奉为兵学权威着作。宋元事中被列为《武学七书》之一，规定为将校必读之书。但是，到了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认为今本《司马法》完全是伪书。这个看法过于偏激。我们认为，今本《司马法》应该看作是《司马穰苴兵法》的残本。它是战国中期的作品。
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司马法》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对于那些能“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不义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它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想。《仁本篇》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了同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就是说，只要目的是为了消除战争，借助战争这一手段是完全可以的。这实际是说，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不妨使用武力。
这表明《司马法》并不简单、绝对地反对战争，否定战争，而且还表明了《司马法》已经揭示了战争的实质是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同时，《司马法》还提出了“天下虽安，忘战必亡”的观点。认为，如果平时忘记了战争的存在，放松战争准备工作，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仁本篇》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战争的态度：好战会导致亡国，忘战也会导致危险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对穷兵黩武行为的批判，也是对偃武修文，麻痹大意思想的警告。所以，《司马法》不是简单地反对战争或者赞同战争，而保持着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对于军队的治理，《司马法》认为，要“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很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内容上，强调简明扼要，“教极省”，并提出“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来教育和培养民众、军队，六德以时合教”。《司马法》也指出，治理军队与治国是有区别的，治国与治军各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这是说，古时不用治国的方法去治军，也不用治军的方法去治国。如果两者相混，就会产生不好的效果。因为，治国与治军的目的不同，“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意思是治国追求的是温文尔雅，治军追求的是坚决果断。
在战略战术上，《司马法》强调轻、重相结合的原则。“轻”、“重”在《司马法》中有不同的含义，既指兵力的大小，人数的多少，又指兵器的长短、大小等。这种轻重结合的原则体现在许多方面。在兵器的配备上，《天子之义篇》说：“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这就是说，要重视武器与重武器的结合。轻的是短兵器，重的是长兵器。取长补短，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性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严位篇》说：“凡战……以甲固，以兵胜。”又说：“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这里的重指的是坚固，轻指的是锐利。在战场上，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甲胄的坚固性来巩固防守，使敌人的进攻不能得手，又利用兵器的锐利来发起进攻，战胜敌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照顾到防守和进攻而不会出现偏颇。《严位篇》又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这里的轻、重指的人数的多少。意思是，用小部队与敌人的小部队作战可能产生危险，用大部队与敌人的大部队作战可能无功而返，用小部队攻击敌人的大部队就可能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就要迅速决战。所以，大部队和小部队的相互结合，互为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军队的指挥上，也存在着一个轻重结合的问题。《严位篇》说：“上烦轻，下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总而言之，《司马法》强调，不论是武器配备、兵力的运用，还是军队的指挥，都要注意轻重结合。
《司马法》的这种以轻、重来阐述军事问题的做法，正如方克在《中**事辩证法史》中指出的那样：“《司马法》从军事领域中对立统一的矛盾诸因素中抽象出‘轻’、‘重’这一对基本范畴，是我**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正象老子、孙子、范蠡分别将军事领域诸矛盾归结为刚柔、奇正、阴阳一样，都是把军事思想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这对建立我**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武器装备上，《司马法》认为要尽量运用精良的武器。它还强调要团结士卒，提高士气，充分利用奖惩手段等。
《司马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它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如突出仁义说教，把战争说成是仁慈的。又美化上古教化，认为周不如商，商不如夏，夏不如虞，以至把战争看成是“德衰”的结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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