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准和李媛在半年前分了手。出现这样的结局并非出人意料。我后来知道当时是李媛提出分手的。李准为此痛苦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李准比我看得开，他没有跑去黄山跳悬崖。
他们为什么分手我也说不清，只是毕业后，李准就不再去学校。而我和他们两个依旧保持着联系。我还约李媛及她的同学来家里吃过饭。
车祸那天的情形在我脑海里永远都忘不掉。我经常想起李媛的父亲在车厢里跟我说的那些话，以及他临死前对我的嘱托。我想李媛的父亲并不是要我照顾李媛一辈子，他只希望我在学校里能照顾李媛。
但是现在我已经离开学校半年多，李媛也已经升到了大三。大学里的生活，她应该非常清楚明白，应该能够应付自如。
李准毕业后到了他叔叔的厂里工作，他爸爸也有这个厂的股份。因此，李准的工作比其他人来得顺利许多。他的这个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工作，把同班许多辛勤读书、费力考各种证书、挣扎着找工作的人击得崩溃。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轻而易举替代了许多人四年的勤奋苦读。
想到这里，我不禁为大学感到悲哀，更为那么多拼命苦读四年、有的甚至更长时间还找不到工作的人悲哀。
而李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拼命，大学四年里他所有的事情只有喝酒、游戏和女人。毕业后，我们仍旧像在大学里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聚在一起喝酒。照样像当年那样，喝得头晕目眩。只不过分手时，我们得各走各的。不像以前，我们可以相互扶持着、胡言乱语晃荡到寝室。
在这个城市里，有李准这位好朋友，我时时感到满足。
其他同学毕业后，大部分都回到了老家。有留在本市的因为彼此关系不太好，我们都很少联系。
我在出版社的工作是校对。社里每天都能收到许多稿件，有电子稿的，也有直接把一包厚厚的书稿邮寄过来的。每份稿件都能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和满腹期望。只是很多时候，这些用心良苦和满腹期望都要落空。社里更多的是直接采用那些有名望作者的约稿。
当然，在我将近半年的接触里，所有的出版者都是商人。以利益为重。
由我校对的稿件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学术性也不强，校对后也只是一稿或者二稿，最终定稿并不由我来完成。这工作并不难，只是每天**个小时面对电脑，常常使我头晕眼花。
下班后，我不得不走一段路，睁大眼睛看路上的风景，以解决工作中狭小视线带来的视觉疲劳。走路时，我经常感到身体失去控制，东倒西歪。于是我尽力控制身体的幅度，摆正走路姿势。
熟知，我感到身体失去控制、东倒西歪是假象，真象是我越控制身体的幅度，身体东倒西歪的越厉害。结果，常常撞到人。
过去两年，家里所有的开支几乎都由何婉清负责。而我每月只有家里供给的生活费。除了偶尔到校外兼职，我没有收入。因此，过去我总是拒绝接受何婉清给我买东西。
为了早日改变这种局面，我一毕业就找到了出版社校对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来应聘这份工作的人有几十个人，最后只录用了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一位主考我的老师告诉我，聘用我是因为我用的修改符号都很标准。
我突然想起，我用的这些修改符号标准均来自大二时上过的“编辑与出版学”这门课老师给我们发的一本由几张白纸装订起来的本子上。去考试时，我找出来随便看了一遍，结果刚好用到。
这件小事成全了我，我突然觉得大学里学的东西也不是一无用处。
不过这些都不是让我吃惊的地方。吃惊的是，毕业之前，我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大学生幼稚无知的说法嗤之以鼻。我认为那都是社会上的人编造出来欺负我们学生的。但是在工作几个月之后，我的想法渐渐有了改变。我觉得大学生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无知的。
比如说赚钱。我想起，当初我们在寝室里夜聊时，谈人生谈抱负，个个都胸怀抱负，激情四溢，个个对未来都充满理想。甚至在大学里，我们就想创出一翻事业，毕业后个个都已经成为老板。
有这种想法不是不好，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在寝室里聊这种话题很能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不过毕业后，我就不这么想。如果面跟同事谈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我肯定要被嘲笑的疯掉。
再比如说交际。对于这方面，我一直都自我感觉良好。尤其是与李准在一起时，我们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饭店和小店都混得如同自家一样。连水果店里的小妹都跟我们亲昵的像一家人，还时不时地把卖不出的水果免费送给我们吃。
李准还与镇上几家网吧的老板混到称兄道弟，见面还装腔作势的相互递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