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铭来到另外一名被反剪双手铐了起来的暗杀者面前,打量了他一眼,一把扯掉了他的蒙巾。</p>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张年轻还略带稚气的脸。</p>
“为什么要杀我?”杨朔铭平静地问道。</p>
“你们这些军阀……恶棍……刽子手……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我要为……那些牺牲的……革命同志报仇……”对方看着杨朔铭,一双眼睛满是怨毒之色,一张本来算是英俊的脸也因为扭曲而变得狰狞起来,他猛地向杨朔铭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但因为力气微弹,唾沫没有喷到杨朔铭的脸上,而是落在了他自己的衣服上。</p>
杨朔铭面无表情的直起身来,涌上来的军警将两名暗杀者押了下去。</p>
汤芗铭来到了杨朔铭的身边,小心地问道:“怎么样?瀚之?没事吧?”</p>
杨朔铭摇了摇头,将手中的钢笔手枪检查了一下,放进了衣袋里,汤芗铭看着那支造型浑厚闪着乌光的钢笔手枪,明白了杨朔铭是用什么击毙暗杀者的了。</p>
他知道,杨朔铭今天是因为去女师大演讲,没有穿军服,因而也没有带平时佩在身上的手枪,而是拿了一支钢笔手枪防身。</p>
但此时的汤芗铭,并不知道,那支钢笔手枪,并没有他看到的那么简单。</p>
“走吧,陪我去看看松坡。”杨朔铭说道,“弄不好,他那边儿也是很热闹的。”</p>
汤芗铭听了杨朔铭的话先是一愣,然后马上明白了过来,他点了点头。杨朔铭随即叫过了一名卫士,要他去召集督办府里的卫队。</p>
直隶,保定。</p>
“行刺杨督办的凶手已经招认,是布党成员。”一位军官向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报告道,“当天同时遇刺的还有陆军部长蔡松坡将军,刺客一共五人,皆为蔡将军及卫士击毙。”</p>
“蔡将军受伤了没有?”曹锟点了点头,问道。</p>
“蔡将军安然无恙,只是听说蔡夫人和公子受了惊吓。”军官答道。</p>
“老蔡和小杨也都不是第一回碰到这事了。”坐在一旁的吴佩孚苦笑了一声,说道,“看样子这政治暗杀之风,真是该好好刹刹了。”</p>
也无怪乎吴佩孚感叹,政治暗杀,是清末至民国的一大社会风景,有成功有未遂,此伏彼起,接二连三。被暗杀的对象,有在朝也有在野,有革命也有反革命,有政治领袖也有文化名流,还有手握兵权而叱咤风云的军人。由于暗杀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历史转变也不算少。</p>
清末至民国的政治性暗杀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当政者对异己的暗杀,二是在野的革命者对统治者的暗杀,三是外国势力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暗杀。而辛亥革命前,基本只有革命家从事的暗杀,清王朝似乎不怎么使用这样的手段,大概他们觉得判定有罪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捕要杀完全可以公开进行。反清排满的革命家们没有公开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只好靠暗杀解决问题。象革命党谋杀封疆大吏恩铭和王之春、袭击当朝重臣铁良、谋炸考察宪政五大臣、行刺摄政王载沣,这一系列暗杀让当时的中国政坛惊骇不已。</p>
清末革命家所进行的暗杀,主其事者多为官宦和富家的子弟,或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热血青年。这与俄国近似,俄国贵族青年就是暗杀权贵的主力。象参与策划刺杀铁良俞大纯之父是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怀揣炸弹准备炸死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出身商人家庭,其父先官后商。刺杀恩铭的徐锡麟,其家更是富甲一方,自己还捐了个道员。参与谋杀铁良、亲身行刺王之春的万福华虽说家境不算富裕,但后来也学医经商,还是个候补知县。</p>
清季的革命暗杀其行为本身带来的意义好象比目的更为重要。除了恩铭被杀之外,其余因行事匆忙、准备草率、策划不足,全都未遂。事实上,当时的暗杀者并不在乎刺杀的对象是死是活,也不在乎自己能否脱身,他们比较看重的是这样的行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每次暗杀事件之后,壮怀激烈、一腔热血、慷慨赴死、义无反顾的精神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暗杀者的“英雄形象”和自杀式的壮举,远比死一两个清廷官吏更有价值。如汪兆铭行刺摄政王载沣,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人,好象也无人在乎摄政王的生死和这样的行为能否取得成功,大家更钟情于“年少有为”的汪兆铭如何慷慨悲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而汪在狱中与陈氏的那段情缘故事才是历史的兴奋点。</p>
那时的暗杀,只有徐锡麟杀恩铭案导致的后果比较严重,恩铭死了,徐锡麟被捕后处以极刑,而其他的暗杀,其对象活着不说,行刺者也没有受到本应受到的严重惩处,株连瓜蔓就更少。象吴樾是自毁,事件过后,仅有介绍他住进桐城试馆的户部主事金寿民被革除功名,其余人等均无牵涉。汪兆铭尽管入狱,但发落不算很重。依照当时人的说法,“大抵清廷末造,恇怯成风,不敢滥兴大狱,以耸中外视听”。</p>
清末暗杀之所以蔚成风气,既是受欧洲革命、俄罗斯党人的影响,也是那时革命党对时代的认知。“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欲言革命者,不得不前以暗杀,后以复仇(革命)。”革命党人的暗杀,其实更重要的是宣传是造势也是震慑,按当时的说法,是为了“杀一儆百”之效。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之辈,刺杀铁良是想威胁那些“顽固”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的阴谋,刺杀摄政王载沣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正是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革命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辛亥革命后及清室逊位前,还有两起暗杀,将清末的革命暗杀推向了顶峰。一次是三位革命党人谋炸袁世凯,未遂;一次是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毙满族亲贵良弼,彭家珍当场身亡,良弼血肉模糊,最后惨死。这两起暗杀令京师全城处于恐慌之中,为清廷瓦解、民国确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民国成立前的暗杀塑造了一批英雄,也制造了一片革命的恐怖气氛。</p>
但在民国建立后,中国的政治暗杀出现了重大转变。</p>
民国肇建之时,总统、内阁、议会、政党、宪法这些近代政治制度的诸多要素均呈现出来。政党团体有大小六百多家,而且是自由组合,各具主张,基本没什么限制。内阁是联合组阁,而且还是经国会正式通过。如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熊希龄、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施肇基等内阁成员,除个别人外,多是应一时之选,不论放在什么样的民主国家,其学养、背景、历练、素质都算优秀。议会分参、众两院,尽管不出自选民,但依据的是1912年8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也是自由选举,各党各派各省均有代表。</p>
由于民国完全不同于清廷**,公开肆意捕杀异己为社会所不容。因此一些人只能靠暗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无论是革命党内部,还是执政者,均热衷于使用暗杀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或不同派系的人。因为革命者和执政者一样,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即便是同道,照样不能容忍。而行刺的方式和目的,也转变为单纯杀人,而不在乎行为本身是否英雄壮举。他们不再是响当当的热血青年,而是要千方百计地隐蔽自己的身份和姓名。他们的刺杀任务常常被一层层布置下来,其间环节之繁复为的是避免幕后主谋暴露于天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