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杨瀚之这一次要是出席巡阅使会议,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徐树铮对杨朔铭说道,“你这尊‘武财神’一到,他们哪个都得卖你面子。”</p>
“我现在可不想靠面子办事。”杨朔铭笑了笑,说道,“我想要把规矩立下来,让所有的人都照制度办事。因为面子有一天会没的,制度一旦定下来,就不容易改掉了。”</p>
“也不尽然。”段祺瑞听了杨朔铭的话,摇了摇头,说道,“我提醒你,瀚之,不可过于迷信这民主代议制的力量。”</p>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徐树铮明白段祺瑞想和杨朔铭说什么,但还是故意问了一句。</p>
“我当年继袁项城之后收拾他那个帝政的烂摊子,再造共和,选择向民主共和体制回归,而不是当皇帝,瀚之知道是为什么吗?”段祺瑞问道。</p>
“请段公明示。”杨朔铭正色说道。</p>
“我那是对前阶段袁项城所作所为的一种修补,我段祺瑞虽然是个武人,但当时对西方代议制的迷信,却是和你杨瀚之一样,毫无二致,我当时也幻想着可以通过这种制度的正经运作,获得成效,改变中国的面貌。”</p>
“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当真的操作起来,我却发现事情完全变了味。按道理,好多的问题,本可以通过国会加以解决。但是当时的国会,并没有这种制度上的自觉,刚从帝制结构中走出的议员们,做了民意代表,却只当是在做官。当时之世,不唯握有实权的武人不明白在代议制下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民意代表,也是如此。大家对权力纷争有兴致,但于制度建设却无心情。”</p>
说完这些,段祺瑞意味深长地看了徐树铮一眼。</p>
“是啊!当时咱们中国的政局便是如此奇怪,那时我便发现,每当我乐意遵守代议制的规矩时,办事无不障碍重重,什么也办不成,当我玩弄权术,操纵军人干政的时候,反倒要顺利得多。”徐树铮想起了自己一手弄起来的那个“安福国会”,不由得苦笑了一声。</p>
“我明白段公和又铮的意思,当时,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咱们中国自晚清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咱们中国传统的阴谋权术。”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这便是段公想要告诉我的。”</p>
“我自从下野后,潜心研究各国政治史,经常拜读胡适之的文字,受益良多。”段祺瑞说道,“胡适之说,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好,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社会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p>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都铎**,法国未经波旁**,俄国未经罗曼诺夫**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不幸我们的**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p>
“象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都铎王朝代百年的**。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波旁**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年的**,然后列宁及托洛茨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曼诺夫皇朝,却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即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帝制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因而俄国革命就没能有割据的流弊。”</p>
“**恐怕并非是建国的必要阶段吧?”杨朔铭想了想,说道,“要说**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阶段,咱们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旧式**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p>
“不错,胡适之的意见是,**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他以英国为例,说‘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都铎**王朝成型的。”段祺瑞说道,“当前有很多人还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但胡适之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p>
“至哉斯言。”杨朔铭点头赞许道。</p>
“他还撰文称: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而不知道**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俄国布党的成功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p>
“再说,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的局面呢?”徐树铮想起了冯基善的通电,说道,“咱们中国,毕竟不是俄国。”</p>
“对。”杨朔铭说道,“苏俄的**,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想搞**,在具备高水准的**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政权。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苏俄式的**。”</p>
“老师的意思,就是咱们中国,得在民主和**之间,走一条‘中庸’的路线了?”徐树铮终于明白了段祺瑞苦口婆心引经据典的说了这一大堆,是什么意思。</p>
“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的机会。”段祺瑞看着杨朔铭说道。</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