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进而解释孟子“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之意,举了“召陵之师“为例。
“召陵之师“是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功遏制了楚国当时被认为被认为是蛮夷之国北上扩张,维护了中原诸国利益,而且取得和平胜利的一次行动,所以朱熹引为范例。
孟子的思想,究其根本,还是来自孔子。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
儒家所谓义战,必用天子之命,所以说“征“乃是“上伐下“。
地位相同的诸侯国互相征战,那就是藐视天子,目无王法,是“擅兴之罪“,所以“敌国不相征“。
所以明人有云“圣经不与诸侯,以其不知有王也。“,而朱熹所说“以著其擅兴之罪“也正是这个意思。所谓“擅兴之罪“也就是“不知有王“之罪。
然而春秋对不同战争的评价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有褒有贬的。
正如董仲舒所说是:“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
南怀瑾先生就认为春秋这本书并不是非战论,相反的,它特别强调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认为战争应当是为义而战,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的战争哲学,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
所以孟子自己也说“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比如它对齐吴艾陵之战,就采取贬低的态度,对于郑人伐卫,楚公子申伐郑等战争,则采取赞同态度。
这是就具体的事情而言的,然而并不能改变孔子对春秋诸侯战争的总体看法,并不能改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事实,所以孟子说虽然“彼善于此,则有之矣“,然而终究还是“春秋无义战“。
春秋之时,诸侯之间兼并和争霸的战争此起彼伏,周天子被彻底架空,是一个所谓“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混乱时代,历史文化的破坏,政治道德的没落,都十分严重。
在春秋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
所以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们的霸业,都不培养政治的道德基础,因此国与国,人与人,都不互相信任,不敢彼此亲近。
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眼前,毫无远见,更别提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了。
他们只知道用武力来建立霸权,但是每次发动战争的时候,却又都要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自己打扮的高尚无比。这就是所谓董仲舒“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