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进而解释孟子“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之意，举了“召陵之师“为例。
“召陵之师“是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功遏制了楚国当时被认为被认为是蛮夷之国北上扩张，维护了中原诸国利益，而且取得和平胜利的一次行动，所以朱熹引为范例。
孟子的思想，究其根本，还是来自孔子。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
儒家所谓义战，必用天子之命，所以说“征“乃是“上伐下“。
地位相同的诸侯国互相征战，那就是藐视天子，目无王法，是“擅兴之罪“，所以“敌国不相征“。
所以明人有云“圣经不与诸侯，以其不知有王也。“，而朱熹所说“以著其擅兴之罪“也正是这个意思。所谓“擅兴之罪“也就是“不知有王“之罪。
然而春秋对不同战争的评价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有褒有贬的。
正如董仲舒所说是:“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
南怀瑾先生就认为春秋这本书并不是非战论，相反的，它特别强调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认为战争应当是为义而战，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的战争哲学，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
所以孟子自己也说“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比如它对齐吴艾陵之战，就采取贬低的态度，对于郑人伐卫，楚公子申伐郑等战争，则采取赞同态度。
这是就具体的事情而言的，然而并不能改变孔子对春秋诸侯战争的总体看法，并不能改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事实，所以孟子说虽然“彼善于此，则有之矣“，然而终究还是“春秋无义战“。
春秋之时，诸侯之间兼并和争霸的战争此起彼伏，周天子被彻底架空，是一个所谓“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混乱时代，历史文化的破坏，政治道德的没落，都十分严重。
在春秋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
所以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们的霸业，都不培养政治的道德基础，因此国与国，人与人，都不互相信任，不敢彼此亲近。
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眼前，毫无远见，更别提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了。
他们只知道用武力来建立霸权，但是每次发动战争的时候，却又都要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自己打扮的高尚无比。这就是所谓董仲舒“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