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们参与“开国”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
特别是满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们大抵是满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即归附已久的“旧人”置身其间。
清代的制度,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
凭祖宗的福荫,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
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
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但是已经不会骑马。
更甚的,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每家每户的“月钱”不可能累进,“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
旗兵的名额有限,也不可能随便入营。
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大吃空额,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
这样,世代递嬗,不少“旗下人”就穷困下来。
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是办法,也有去学习手艺的。
但是这样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认为他们没有出息。
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旗下人”大抵是游手好闲的。
***先生曾经提到的“八旗子弟”,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
“旗人”之中,也有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
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
现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红旗人。他们“旗下人”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
他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腐化沉沦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对于满族旗人,对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
在他的《正红旗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入木三分的揭露。
这里引他的两段话,以窥见不少旗人沦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
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
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