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研究发明出“造纸术”。
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父子据蜀“三国鼎立”。
郑和率领海船队远征,“三宝太监下西洋”。
李时珍采药辨药,撰著成《本草纲目》。戚继光领导抗击倭寇。
郑成功挥军收复台湾……为民为国,“数风流人物”,史不绝书;其中好多至今活在中国人民的口头和心中。
“立德”:远古时唐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选贤任能;任职一定年限后主动“禅让”,交班给能干的虞舜,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讨伐商纣,劝谏不果,“耻食周粟”,就隐居到首阳山去采食薇蕨度日。
屈原在楚国,一腔爱国热忱不能发挥,反而遭谗被放,但他决不背离祖国,宁愿投江自沉,以死明志。
还有柳下惠克己守礼,“坐怀不乱”传美名。
坚持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气节,决不叛变出卖灵魂的,则有汉朝的苏武和宋末的文天祥,等等。
新中国树立的道德典范,令人们衷心敬佩的有**、***、孔繁森……
人生在世,首要的是生存、安全,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发展、进步。
此所以“子贡问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也就是说,建立功勋业绩,为的是保障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保卫国家安全、保持社会稳定;相对于有所论说著述,为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来说,建功立业自然要摆到前面。
为什么“立德”摆在“太上”即最高的位置呢?
大概是由于修养自我道德品行既是最容易开始做、人人都做就成“和谐社会”、“人间天国”,然而又是最难以做好做完美的吧。
李泽厚先生把“道德”分为两种:
“‘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常与信仰相关系,好像是执行‘神’(其实是人类总体)的意志。‘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时代社会中群体(民族、国家、集团、党派)的客观要求,而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常与法律、风习相关联……对个体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却不可强求;对个体必须有‘社会性道德’的规约,而不能例外”(李泽厚《哲学探寻录》)。“
“立德”,最容易开始做,指个人必须遵循“社会性道德”的规约;而又最难以做好做完美,则指具有信仰的个人自觉地追求“宗教性道德”。
能够为世人、后人所纪念的不朽的“立德”,应该指的是努力实践“宗教性道德”。
立言,不容易。
正常人每天要说多少话,可有几句话能够“立”?
即使写成文章,撰成著述,也不是都能够发表出版。
就是发表出版了,能够引人注目警心、被人称道引用,有利于社会人生的,又有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