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北宋建立之前,儒学受到佛老二氏的冲击,儒学在社会基层至上层的影响力都比汉代减弱许多,因而在两宋时期,大儒们一方面反佛老而重振儒家的地位,一方面亦希望为帝国建立一套道德规范。
知行问题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
后来,针对“假道学”、“伪君子”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之说,即认为人在良知、圣人之言中的道德认识是容易的,不过之后的道德践履才是重点,人们应该努力去道德践履。
朱熹还比喻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有“心即理”的学说,他针对当时的读书人满口“之乎者也”而不去道德践履的现象,提出了“尊德性”是主,“道问学”是次的观点。
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平衡的,陆九渊反对说:“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朱熹去世后,他的学说才被朝廷推崇,在元、明、清三代被誉为圣人。
与此同时,朱熹的知行观给了人们这样的借口:我知得不够,所以还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够了再行。
可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明代,首先对这种现在发难的是陈献章。
陈献章曾经以才学“名震京师”,才能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却受到伪君子的排挤、攻击,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也不知去向,这使他对知行分离的现象深有感触。
陈献章指出:“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不用者,心也。”这就是说,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阅读再多的圣贤书也是白读。
陈献章的“道通于物”的学说,既指无形的道需要通过有形的物表现出来,又指“知”——道德认识需要通过道德践履表现出来。
紧随陈献章之后的湛若水、王阳明各自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
湛若水说:“内外合一谓之至道,知行合一谓之至学,如是则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
所谓“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说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境界,“随处体认天理”是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
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的心学宗旨,其中所说的天理包含道德之理,他特别指出“体认兼知行也”。
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湛若水认为道德认识应该与道德践履齐头并进,而不是非要等道德认识有进步之后再使道德践履去进步。
湛若水在“理气合一”学说的基础上指出“真知流行,即是知行并进”,又在“体用一源”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易经》教人做君子的言论提出“主宰处是知,发用处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的观点。
对于知而不行的时弊,王阳明有这样一段一针见血的话:
“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