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岁末，《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使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成了明星式的人物。
步鑫生提出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分配方案。
实际上就是要打破“端铁饭碗”、“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随后，国家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组也做了相关报道。
于是裁缝出身的步鑫生不但被树立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先进典型，他的事迹也影响到整个工业系统的改革进程。
一时间，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成为了全国工业企业重点参照的改革方向。
但现实就是这么讽刺。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已经先一步试行的经营管理者责任制，并且取得实际成效的京城服务行业，却于12月间，对改革的前景出现了动摇，甚至掉头开上了历史的倒车。
敢情今年自年初以来，自京城市委决定在前门、西单两条大街上进行试点。
允许三十人已下的国营零售店、饮食服务店，实行国家所有，集体承包责任制。
说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额，所剩全归企业，不再分成。
那些率先一步被逼着走出这步的国营、集体企业，很快就尝到了实际的好处。
不但本来亏损的买卖都扭亏为盈，变得红红火火。
承包人从中挣了很多钱，职工的待遇也因此大幅提高。
可以说承包企业从上至下，人人满意，拥护改革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就因为挣着钱了，也招人眼红了，麻烦就跟着来了。
常言道，不患多寡而患不均啊。
服务局的内部居然有人开始唱反调，认为承包的底数给定的低了，让承包企业赚大了，国家和集体就吃亏了。
还有人建议不要再实行“死包”政策，要采用“灵活”的办法，不再让国家和集体吃亏。
就连社会上群众议论，也全是不满。
认为这些承包企业的职工，拿到奖金数目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是极其不公平的。
就这样，鉴于收入问题实在敏感，这次改革被冷落下来。
上面宣布，从12月开始，商业系统、服务行业，全面暂停承包合同。
至于承包者，反对无效，承包企业职工的意见，也统统被忽略。
不用说啊，此举严重挫伤了商业职工的积极性。
以至于大家愤愤不平下，又拿出了职工对付国家最好的武器——请假、偷懒、甚至怠工。
仅仅这一个月，本已经改善了企业经营情况再度扭转直下。
不仅利润下降，许多企业又开始亏损，就连群众对于商业服务态度的不满也明显增加。
可这又怪谁呢？
而且这种情况下，乔万林作为重文区服务局主抓这项工作的干部之一，无疑也受到了影响，遭遇了无妄之灾。
不但基层单位对他不满意，认为竹篮打水，白忙一场。
大家是被他给涮了，悔不当初听了他的劝说。
就连服务局里的敌对一系也以此发难，认为他没把事情办好，把他的功劳给抹去了不少。
本来呢，乔万林在游园会、书市和坛宫三件事儿上立下了大功，是有希望直接提正科的。
这么一来，也就只是把副科长做实，去了个“代”字。
要没个两三年，往上走这是不可能的。
不用说，乔万林自然十分的抑郁，仕途上一步差步步差。
早上一级还是晚上一级差距大了。
而宁卫民知道这件事后，心里同样过意不去。
他当然记得，当初可是因为他百分之百看好这件事，才会极力撺掇不那么情愿的乔万林放弃书市，去大刀阔斧的干这件事。
结果现在弄成这个局面，他能择得干净，说与自己无关吗？
即便是乔万林不当面埋怨他，那人家心里也肯定别扭不是吗？
所以，为了维护好这段关系，他就必须得做点什么，想办法进行补偿。
琢磨来琢磨去，宁卫民盯准了一样东西——单元房！
为什么他会动这个心思？
其实是因为早在1980年，伟人的《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就相当于某种程度上为商品房放开了一道不大的口子。
“城镇居民可以自己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还清。但不要超过二十年。”
这就是伟人当时亲口定下的政策方向。
于是随后，京城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单位为了响应号召，就拉开了大兴土木，建造职工楼的序幕。
实际上，从1982年开始，第一批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已经开始依次竣工，各单位也纷纷在内部开始了商品房销售的试点工作。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么好的福利性政策，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哪怕国家给这些商品房规定死了略高于成本价的销售价格，还让各单位给予补贴，个人只需承担很少一部分。
可实际上，仍然没有几个人愿意掏钱，改善自己居住面积的。
道理很简单，这其中既有京城的老百姓们实在太穷，刚刚过了温饱线还没几年的缘故。
但更主要的，其实还在于福利免费分房的政策同时实行着。
那么既然能够通过单位获得近乎免费的住房，又有多少人愿意自己去买呢？
就是手里有足够钱的人，也会因看着别人免费分房眼红，觉得自己要花钱购房太亏了。
所以最终导致，各单位对政策执行是执行，但已经能够确定这事儿一定失败，将会完全流于形式了。
别的不说，房子卖不出去，资金就无法回收。
资金无法回收，也就没有后续投入。
那政策就注定得黄，这事儿没办法良性循环，当然持续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