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军北上时候,遭遇的逃兵潮虽然只是一个花絮,但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关内部队在征兵的时候,远非杨震想象的那么好,部队的基础,也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牢靠,无论你怎么做思想工作,中国人千百年來传承下來的思想,短时间之内不是那么好改变的。
尤其是在当年关内部队东渡黄河创建华北根据地的时候,宣传的口号是守土有责,离家不离乡,你自己就是这么宣传的,还怪部队在得知要挺进东北之后,军心动摇,政治动员在好,也不如家里面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好。
在两位老帅看來,一旦部队在连续损失过大,在短时间之内很难获得补充,即便是在老根据地,动员部队來东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内战的时候,可以用俘虏补充部队,但现在你总不能抓到的日军俘虏换身军装,补充进入部队吧,就算他个人愿意为反法西斯战争效力,但就算你自己也不可能放心让这种部队上战场。
尤其是一旦日军以重兵集团全力反攻热河,切断挺进军与东北之间的陆地联系,那么对于连续作战本身实力就已经极大削弱,却是很难得到补充的部队來说,那情况就是更加危险了,到时候要弹药沒有弹药,要粮食沒有粮食的部队,甚至有可能在日伪军围攻之下全军覆灭。
当年西路军的悲剧,给两位老帅,尤其是担任援西军司令员的印象太过于深刻了,孤军在无补给的情况之下长途远征,结果大多是以悲剧收场,尽管现在的抗联不是当年人困马乏,粮、弹两缺的西路军。
但日军也不是当年装备也很差,只比西路军要好那么一点点,而且战术素养全无的马家军,两位老帅在和杨震谈话的时候,曾经以西路军的教训,提醒过杨震避免重蹈当年西路军的覆辙,尤其是在部队补充困难的情况之下,这点教训尤为重要,人不是枪炮弹药,打出去还可以再制造,人沒有了就什么都沒有了。
相对于补充困难的挺进军和抗联來说,日军后续作战能力则要强的多,即便关东军和华北日军受到重创,此战过后无力进行反扑,但日军在华中、华南,在国内和朝鲜,都还有大量的部队。
而且根据情报显示,日军在国内正在编组大批新的师团,而日军又掌握着海运和铁路等现代化的交通干线,补充和调动都相当的快速,一旦中国战场需要,这些新的师团可以通过海路,快速的抵达中国战场。
两位老帅,都是军事大家,对于战争双方任何一方的战争潜力理解和判断,都至少在中上的水平,正因为看出來杨震的计划,一旦失利对部队的今后发展会带來毁灭性的影响,所以对于杨震的这个看起來实在有些冒险的计划,不支持也是正常的。
到时候损兵折将,久战疲惫的自己部队,能不能顶得住日军新來的生力军反扑,恐怕就连自己都无法保证,所以对于两位老帅的谨慎态度,杨震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两位老帅的担忧,杨震同样也清楚,但是理解,并不代表他会完全的接受。
他认为自己的思路尽管风险极大,但只要计划缜密还是相当有可行之处的,而且选择绥远为主要目标,要比选择察南实际上可能遭遇的风险会更小,与察南相比,绥远实际上在日军整个战略位置上重要性还是差了一截。
绥远大部分的地区地形平坦,地瘠民贫、物产除了牛马羊之外几乎沒有任何的东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煤炭与钢铁和稀有金属生产基地,那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而且包头的稀土矿,此时还远沒有利用起來,与镍铬等军工生产所需重要的矿产资源相比,眼下稀土的使用率还是比较低的。
毕竟这个时候,还沒有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和电子工业,也远沒有后世发达,对于稀土的需求量还远沒有后世那么的多,在资源和物资上,绥远对于日军來说,沒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
他们抢占绥远大部,除了以便从北面对陕西以及整个大西北形成威胁,在需要的时候与山西方面日军对陕西形成钳形攻势,南北对进进攻陕西,以及取得经绥西,向宁夏、甘肃进攻的通道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大华北方面军整个战略防御的纵深,以及保证晋西北的安全。
除了一定的战略因素之外,绥远恐怕在日军在华北的整个战略上,重要性远不如与晋北山水相连,实际上是整个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而且盛产煤炭,尤其是号称中国煤都的大同北方屏障的察南地区。
这一点可以从日军蒙疆驻屯军主力,都摆在张家口至外长城一线,整个绥远广大地区,只有一个人数并不多的骑兵集团可以看得出,相对于粮食不能自给的绥远,与关内山水相连的察南地区,在日军的整个战略版图上,要重要的多。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点很微妙的原因也未必不是沒有可能,按照重庆方面的划分,整个绥远都是第八战区的地盘,而在皖南事变之后,以日军的情报收集能力,他们不会觉察出目前国内政治气氛已经远远不如抗战之初,国共之间的裂痕已相当的深了,只是因为有了日军这个共同的敌人,而沒有公开的撕破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