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参观了这里已经建设好的教学和研究环境之后，叶企孙教授知道这些都是专家级的教授，留在这里会有更大的发展，也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是关内的那些学生怎么办，总不能只留下文学院、法学院或是医学院，让所有的学生都转为文科或是学医吧。
而从此次來东北的专家、教授、学生之艰难來看，这位叶企孙教授也清楚，让西南联大或是其他某一个大学整体搬迁到东北，就算抗联能想办将他们从大后方安全的运输到东北，但也只能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一个国家的教授和学生，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迁移到那个地方，却是还要偷偷摸摸，绕路新疆、香港、缅甸、新加坡和苏俄，而且一路上还要隐藏行踪，甚至是鬼鬼祟祟的，扮成商人、流亡者、汽车司机等各种千奇百怪的面孔，以躲避路上无数的检查站，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之中，恐怕只有中国才会发生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那些因为夫人身体的原因，无法经历如此的折腾，自身又作为重点人物被国民政府严密监控的教授之所以能出來，当初还多亏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找到重庆军委会的那位委员长特批的，直接从重庆上的抗联飞机。
当然那位委员长能顺利的放行，与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几次拜会也不是沒有关系，眼下正值国民政府全力争取美援的时候，只要美国大使馆出面了，这位中国最高军事统帅就算再不情愿，也只能同意。
否则他宁愿把这些教授都枪毙了，或是统统的将他们都赶出国，也不愿意让他们去共产党的地盘，在他看來，这些人到了那边只会增加眼下临时盟友，但未來肯定是对手的实力，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
即便是这样，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三位教授与他们的夫人，在一路上也受到多方的刁难，差点沒有在重庆机场被扣下，当时甚至闹到抗联的接运人员和警卫人员，差点沒有和机场的警卫部队动枪的地步。
虽然最后虽说勉强上了飞机，但三位教授所有携带的书籍和衣物都以违禁物为借口全部被扣在了重庆机场，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这几位教授和他们的家人，可以说赤手空拳來的东北。
从重庆到东北这一路的飞行，如果不是抗联和延安方面派出的人员悉心照顾，以及早早的便在飞机上配备了医生和药品，连必备的急救药都被抢走的几位夫人，甚至根本就到不了东北，尤其是身体最弱的吴大猷夫人，差一点就病逝在半路之上，面对某些方面的如此刁难，一生倔强的周培源先生，在机场当即落泪。
从几个教授为了治疗自己夫人的肺病，來到东北尚且如此的困难，更别说西南联大整个迁移到东北來，而等到了哈尔滨之后，叶企孙教授才知道，相比几位先生的遭遇，西北联大的几位教授的遭遇更加严重。
那几位准备途径兰州、新疆，转到苏联的教授以及西北联大理学院和工学院毕业的一百多学生，在兰州便被扣了下來，尽管苏联领事馆，以及学校方面多次的交涉，却始终未能被释放，直到现在还在兰州陆军监狱里面关押着，还有为数不少的学子和教师在跨越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时，大部分都被扣留过，甚至逮捕并被秘密处决。
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关内教授、讲师、以及学生去延安，或是途径其他地方转到东北，以国民政府对这些大学的监控程度來说，不是一点察觉沒有，在很多的时候，中统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不采取种种的拦截措施，就真的怪了。
除了西北联大师生的遭遇之外，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兰州大学、同济大学等一些列学校的教师和教授，都走的很困难，相比之下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还有浙江大学因为地处云贵，靠近滇缅走的还相对容易一些，那位云南王不知道收了什么好处，或是出于什么心思，也在途中提供了一些帮助。
除了因为身体或是家人的原因，从重庆走的人受到部分刁难之外，大部分人走的还是比较轻松，大部分人直接从云南出境后，便有汽车來接，直接到缅甸港口，乘坐苏联或是美国的轮船抵达海参崴。
福建地区的厦门大学好一些，但是一路上也遭遇到了不少的艰辛，反倒是从沦陷区走的教会大学的人，以及从靠近香港的中山大学等位于靠近香港的广东大学，或是一些地方专科学校走的人，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凡是迁往国统区，尤其是迁往西北与四川的诸多学校，沒有一个教授，甚至学生走的能够顺顺当当走的，一路之上被扣、被查的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之下，谁敢说让这些大学迁移到东北來，眼下将关内的大学迁移到东北來，简直无异于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