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罗艺仔细一看，不由暗骂一声“老匹夫刁滑”，但见杨义臣部这次派出的至少八千步卒，几乎全是轻装步兵，虽然人手一面盾牌，但兵卒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有甲（应该是军官），其余超过九成都是无甲的杂兵。
士兵有没有穿甲，在外行人看来最多也就是防御力强弱的问题，可在罗艺这种将领眼中看起来，差别可就天差地远了。以隋军的军制和平均战斗力而言，一名重甲精锐步卒的战斗力，至少能抵得至少五名无甲轻足，而一名重甲步卒的装备、给养还有军饷计算下来，更是能拼得养上十名甚至二十名青壮的花费。
而他罗艺，刚刚派上阵的可全是货真价实的精锐步卒和重甲弓手，即便那一千胡骑也是他花真金白银募来的，不像杨义臣这老匹夫，如今居然把八千青壮当成炮灰给送上了战场。
对于罗艺的腹诽，杨义臣自然不可能感应得到，待得阵前八千人马分作五百一部，十六部兵卒整齐列成一个十分罕见的巨型“车阵”之后，便使令牌点了军中虎贲郎将甘英、何毅领军出战。
所谓“车阵”，乃是一种主要用来对付骑兵的步兵阵型，此等阵型运用得较多的时代主要在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当时的车阵分两类，一种是朱超石（东晋将领，生于382年—卒于418年）的却月阵类似的防守阵型，一种是刘裕（南朝刘宋开国皇帝，420年－422年在位）伐燕用的能方轨徐行的车阵，尤其是后一种能行军的函阵。
如在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北魏大将叔孙建等率军攻青州，刘宋大将檀道济率军救援，途经大岘（山名，在安徽省含山县）一带时，檀道济“以锁连车为函阵”，护卫刘宋军行进。
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大军兵临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镇守彭城的江夏王刘义恭军食不足，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建议“以车营为函箱阵”，掩护刘义恭等从彭城撤离，以上两例足以说明在平原布了函阵的步兵面前骑兵毫无办法阻挡步兵的行进，步兵想走就走，想停就停。
要知道当时可是有了具装骑兵也就是重骑兵，而且使用最频繁的时代，这是行军时的表现，而车阵的正面作战效果也是很强，如北魏登国六年（393）的铁岐山之战，其具体战况并见于《魏书》之《太祖纪》、《铁弗刘虎传》和《十六国春秋·夏录一》等史籍。
登国六年铁弗卫辰派出大将直力鞮率大军进入北魏，“寇南部”拓跋珪前往抗击，两军在铁岐山展开激战。此役双方兵力颇为悬殊：铁弗之直力鞮所部“其众八九万”，铁弗本即匈奴后裔，其兵力当然以骑兵为主；而拓跋珪麾下仅有五、六千人。直力鞮遂以优势兵力围攻拓跋珪，情况十分危急。拓跋珪使用车阵抗御铁弗骑兵，“太祖乃以车为方营，并战并前，大破之于铁岐山南，直力鞮单骑而走”，北魏军大获全胜，“获牛羊二十余万”，且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卫辰。
这几乎是卫青漠北之战的翻版，不同的是拓跋硅用的是能移动的车阵而不是卫青时代的环车为营，这只是南北朝时期的几个战例，在整个南北朝的历史上步兵与骑兵对抗的有史记载的对抗步兵以车布阵胜率起码也有60%以上而且很多都是以少打多。
车阵的淡出是隋的统一后，隋的骑兵无论是规模还是战斗力都与突厥相当，有条件以骑治骑，致使能对抗骑兵的车阵逐步弃用，逐渐失传，到了唐朝安史之乱时能用出南北朝时函阵的只有李光弼一人，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失传，后名将宗泽仅凭史料也才从新组建了车阵，可是他所谓的车阵不能行动一动就有破绽，被金军大破，宗泽的车阵与南北朝时的车阵不在一个级别上，直到戚继光的出现再次复原了部分南北朝时的车阵但与南北朝时的车阵灵活性上也有差距，戚继光的车阵没有填壕车，致使他的车阵会被壕沟限制住
而此时此刻，杨义臣用八千持盾轻步兵摆出的车阵，却是正儿八经的北魏却月阵，并以盾车代替了战车，只是不知他为何想出这等阵来对付天凤军，天凤军可是正儿八经的步军，上战场时便是军官也不骑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