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接茬道：“别说运输了，就是想买到这么多粮食也不容易。你要是说周遭有没有这么多粮食，那肯定是有的，江淮那片可没遭灾呢，那么多人，上亿石粮食都是有的。但问题是那边十亩地就是一家，一家一点，自己种自己吃，又没有道路和大卡车，怎么才能收集起来？买粮可不是量大优惠，而是买得越多越贵的，这个量级，足以震荡市场了。”
郑绍明又摇了摇头：“也不是要一次买完，分摊在六个月内细水长流，压力就小些了。唉，回去开个会再商量商量吧，开源节流，组合拳出击，总有办法的。对了，刚才在那边看到零售价都接近四元了，你说我们该控制一下么？”
过去，东海农业发达，粮价比较低，平年一般批发价每石一元，城市中的零售价差不多是每石两元，比起南宋每石三贯的价格要低了一截。但是现在旱灾粮荒，粮价眼看着就翻倍了。
如果是传统的封建统治者，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会下令禁止粮商抬价。但命令好下，供需关系却不会因此而改变，最后要么阳奉阴违，要么通过其他途径重新达到市场平衡，总之命令是没用的。熟知经济学的东海人自然不会犯这个糊涂，那么如果想抑制粮价的话，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提升供应量了，这也是他们现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张国庆想了想，摇头道：“四元……我觉得还可以，不用着急去控制。现在毕竟是灾年，涨价才是符合规律的。粮价高了、有了盈利空间，商人们才会主动运粮进来，农民们也会更有生产积极性，有存粮的也更愿意出来卖，这才能解决问题。南宋那边可是三贯一石呢，过去都是我们往那边卖粮，现在想让流向反过来，就只能抬价了。”
郑绍明点点头：“有道理，不过也不能太高，要不市民受不了，说不定还会引发恐慌。而且，哼哼，不要高估了那些粮商和大户的下限，要是粮价一路走高，他们非但不会开仓放粮，反而会囤积居奇进一步推高粮价。所以，还是得设置一个天花板价格才行，达到预警线就加大供应并采取其它设施……这个还是开会研讨吧，反正我觉得不能高于五元。”
……
1270年，5月7日，上海。
历史上的这一年，元宋双方在襄阳一带展开激战，江南百姓也感觉到危机临头，市面上岌岌可危。然而在这个时空，襄阳边界一片祥和，宋人坐看北方风起云涌，丝毫没有危机的感觉，日子可要过得好多了。
当然，身处局中的他们自然意识不到这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感慨，日子还是照过。而且，相比北方因干旱而焦头烂额的景象，南边的长江流域却仍然一片祥和，甚至因商贸的发展还繁华了不少，真是可嘘可叹。
在这闲适的日子里，黄浦江东岸，东海人经营的浦东商站旁的一处茶馆中，一群海商正讨论着最新的商贸要事。
“《咸淳六年东海关税同盟粮食进口政策》？”
纲首沙正谊拿到了一份残留着墨香的薄纸，惊讶地把标题读了出来。
他现在的惊讶，还只是因为上面的内容，但如果他知道这些内容是前天才制定出来的，那想必就会更惊讶了。
旱灾形势愈发严峻之后，东海管委会连轴转，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政策，其中就包括这份新鲜出炉的《咸淳六年东海关税同盟粮食进口政策》。该政令前天通过之后，直接用电报发来了南宋各商站并就地印刷出来，然后发放给邻近的海商，要求他们参照行事。
“沙纲首，你对东海国的弯弯绕绕熟悉些，你说他们是什么意思啊？”另一名纲首也拿到了同样的一份纸，不过他对东海规矩不熟，就想着请沙正谊讲解一番。
旁边又有几名商人凑了过来，想听个热闹。
沙正谊把纸抖了一下，犹豫地说道：“之前看报纸，说是东海国大旱，如此看来，应是为此，东海朝廷才出了这份《政策》，要我等海商运粮过去。细细分来，这份政策可分为四部分：其一，是强制运粮策，也就是说每艘到港的船，必须携带至少十吨，也就是一百五十石的粮食，不过却不是博买，而是运到了就行，可以自行发卖；其二，是关税抵扣策，除了这强制的十吨粮，每多运一吨，便可得五元的抵税额，分三年兑现；其三，是公民政策，每运五十吨粮去，便可得一个东海公民身份；其四，呵呵，这可厉害了，形同分疆裂土了，要是运粮够多，便可得‘士’或‘大夫’的衔，在南洋或西洋得一封地……了不得啊！”
听完他的讲解，商人们或喜或忧，讨论了起来。
“如此说来，条件倒不苛刻。看之前的行情报告，东海那边粮价上涨，超三赶四了，江南这边去乡下收粮的话也就两贯一石，如此运去，不但不赔，还能赚上一点。”
“光计粮价，确实不赔，但把值钱的商货换成粗笨的粮食，挤占了船舱，少赚了钱，不就等于赔了？”
“是啊，更何况，此策一出，各家纲首都得买粮上船，周边的粮价岂有不涨的道理？到时候说不定粮食这块也得赔点。”
“但也没办法啊，你不载粮，人家不让你靠岸，那不是全赔了？而且，看看，五十吨就能捐个公民，有了这个身份，以后在东海国做生意不是方便多了？这边的狗官也就更好应对了。”
“是啊，没办法，只能先吃了这个亏了……对了，快，赶在别人前面，赶紧去买粮！”
“同去同去！哎对了，如此说来，我湖广老家粮价颇贱，若是买了贩售过来，岂不是也能小赚一笔？”
一时间，茶馆之中频频响起算盘的声音，在市场和行政的双重驱动下，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