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赵志祥在浦东的一家日本造船厂找到了当苦力的工作，夫妇俩也仍然分居，因为他旋即又被解雇，不得不勉力糊口，为其朋友们干些临时的裁缝活。而当时，中日战事已在黄浦江对面的南市展开。
1939年3月5日，赵志祥决定再次奔赴浦西，到未被日军占领的公共租界去找工作。他临时栖息在妻兄那里，这是小沙渡路上一家米店的狭窄小阁楼。
赵志祥徒劳地找了三天工作，此后，他记起自己曾经见过一个名叫袁德昌、与浦东游击队有联系的人，此人通常在大上海饭店和南京饭店订有客房。
尽管赵志祥在大上海饭店并未找到袁德昌的踪迹，但当他询问山西路上南京饭店的电话接线员时，袁德昌却立即与他联系，并从后房现身出来。
袁德昌认岀了赵志祥，立即将他带出旅馆。在街上，就站在南京饭店的大门前，赵志祥说他想要一份工作。袁德昌肯定在此时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当他将赵志祥领到大世界娱乐厅附近的电车站时，另一名特工已经前来。
特工对赵志祥进行了审査，显然他对赵志祥的决心和表现相当满意。然后，袁德昌关照赵志祥3月14日下午2时在大世界门前与他会面，随后，他们便分手了。
3月14日，赵志祥准时到达集合地点，袁德昌便带他离开大世界，来到辣斐德路文贤里11号的一所房子内。在此，袁德昌用每月32元租了一个亭子间。
在那间亭子间里，当天，团伙中的第三个成员彭福林也搬了逬来，他是个20岁的瘦长的侍应生，通常穿一件没有特色的米色长衫，戴一顶灰色毡帽。
此后，三个人便像“知心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袁德昌负责供应每天的饮食。
1939年4月4日下午，袁德昌给了赵志祥2角钱，叫他岀外买食品。
3点刚过，赵志祥带着食品回来时，发现袁德昌和彭福林正在擦两支手枪。他们的最终目的已毋庸赘言。
五天过后，三人搬到了南京饭店的411房间，在此过了两夜，赵志祥主要待在房里，而袁德昌与彭福林则来来去去。
4月10日夜里，这两个特工回来得很晚，他们叫赵志祥作好准备，因为明天早上
7他们将去劳合路某处“行剌汉奸”。
此时，袁德昌出示了一封信，估计是从宁波发给赵志祥的。信上所具的日期为3月29日，是写给所有三个人的，署名“周建华”，肯定是爱国化名。袁德昌向另两个半文盲大声地念信，信中谈到，“中国四亿人民”交给他们的任务，嘱咐他们要“勇敢、坚定、热情、机敏”，以及“锻炼好身体”。
信里督促他们“按照常凯申总裁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之原则”而生活，即：
孝悌——作为同志，应该互相友爱。
忠义——作为公民，应该忠于民族，“粉碎破坏这一原则、背叛祖国的汉奸”，以“繁荣吾国，消灭敌人”。
正直——作为英雄，应该惩罚欺骗和出卖民族的贪官与汉奸。
认真——作为爱国者，应该不仅对付“不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只谋求高官厚禄”的汉奸，还应该对付那些“只以跳舞、赌博等等自娱”，而忽视抗战的大量民众。
此信的结尾是：“广盼各位始终遵循规则，热爱祖国，支持组织，不辜负领袖常凯申总裁之期望，消灭敌寇，铲除汉奸！”
翌日上午7时，袁德昌将两把手枪中的一把给了彭福林，并告诉他其任务乃是监视劳合路139弄内的警卫。
至于赵志祥，袁德昌则给了他1角钱，要他从居易里弄口北侧的小摊上租几本书，佯装看书，从而注意巡警。
这三人分别离开了南京饭店，于8时45分在139弄口集合。他们如事先计划的那祥各就各位：袁德昌在弄内，监视席时泰家的后门；赵志祥坐在外面的小摊前，假装阅读刚才租来的四本小说;彭福林则注意门卫的动静，却未觉察到，警卫已经邀请地段巡警在屋内喝茶。
9时15分，席医生走出后门，开始沿弄堂走向劳合路，司机正在那里的一辆老式轿车里等候他。席时泰虽然有点765自动手枪的持枪执照，此时却未带武器。
袁德昌在距弄堂口25码的阴影里等候着。当医生走近时，袁德昌便趋向其正面，向他发射了口径点38的达姆弹。一枪洞穿了右胸，另一枪打入左胸，两颗以上的子弹穿过腹部而打人肺里。当席时泰蹒跚着逃回家中时，最后两发子弹穿入了他的衣服。
当袁德昌开火时，彭福林便掏出手枪冲向门岗。他自信地高喊“不准动”，但是当他发现一名巡捕正在门卫旁边时便恐慌起来，他赶紧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巡警的右臂。门卫迅速掏出手枪予以回击，打中了彭福林的胸部。
彭福林返身便逃，奔岀了弄堂，在从虞洽卿路564号的一家茶馆后门逃出去之前，碰上了席时泰的司机。在其后面，受了致命伤的席时泰倒在了家人的怀中，他们帮助他回到了屋内，旋即死于起居室的地板上。
与此同时，袁德昌与赵志祥各自夺路而逃。这时，当然是更有经验的剌客运气更好，新招募的刺客则仅仅是暂时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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