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帘是您建议放下的”
“是吗？见鬼，我觉得好像这是您建议的算了，这不是实质问题。您想洗手不干了？”
“您在边界上有‘越境窗口’吗？”
“就假设有吧”
“要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到中立国去怎么样？”
“三个人？”
“对。就是三个人：教授、您和我。我们将为世界拯救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我在这儿救他，而您组织偷越国境。行吗？您要考虑到：受怀疑监视的是您，而不是我。受常凯申的怀疑监视意味着什么，这您是一清二楚的。怎么样？我在等您的回答”
“还要白兰地吗？”
“要”
李广元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走到队长面前，把酒杯递给他，就在这一瞬间，李广元抡起带棱的沉重酒瓶用力朝他的头部砸去。酒瓶的碎玻璃四处飞溅，深颜色的白兰地酒流到队长的脸上。
“我这样做是对的，”李广元脑子里在琢磨，脚踩着“轿车”的加速踏板“我别无选择。即使他是真心实意来找我，我这么做也是对的。在局部问题上我有所失，可我赢得的却是常凯申的彻底信任相比之下这更为重要”
他身旁队长半坐半卧靠在蒙着红色皮子的车门上。他处于昏迷状态。
他说常凯申正在睡觉这并不确切。他没有睡。他刚接到破译中心的报告：共党女谍报员的密码和从延安收到的密码相同。因此，常凯申推测，共党上海的间谍头目在寻找新的联络他或者认为他的报务人员在空袭中丧生，或者已觉察到他们出了问题。但常凯申一直不愿去考虑电台以及与吴四宝直线联系的电话筒上那些令人伤脑筋的指纹。但他越是不愿想，这些伤脑筋的指纹就越妨碍他对问题的思考。在二十年来的警察生涯中他养成了一种特殊的习性：他首先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的直觉，然后才对事实进行分析，检验自己的直觉。他很少失误：无论是在之前的政府供职期间镇压学生游行的时候，还是他反戈倒向汪未经，关押重庆政府官员的时侯。他在执行詹国强的所有任务和后来倾向于汪未经时，他的感觉也从未使他上当受骗过。他知道，有些人未必会忘记与李广元有关的任务。这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是在上层。但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常凯申却不得而知。所以他指派手下到李广元那儿去演出一场假戏。如果第二天李广元来找他，并向他报告手下的言行，他可以放心地结束调查，把材料锁进保险柜，束之高阁。假如李广元同意手下的建议，他便可以公开摊牌，去找上面，根据自己手下人员的调查材料，向他报告案情。
“这样”他继续思考着，“好吧，等到派出去的人回来，便可见分晓了。现在该考虑一下共党‘女钢琴师’的一事。看来，在她的上级领导开始通过延安寻找联系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自己的方法来对付这个女人，而不是李广元那种劝人为善的谈话方式。她不可能只是她领导手中的工具。她应该知道某些内情。实际上她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已经没有时间了。延安发来的密码索引可能也记在她的脑子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他还没有完考虑好，门便开了，进来的是李广元。他架着血流满面的队长，后者双手反剪，手腕上锁着一副镀铬的手铐。
常凯申注意到自己的助手惊慌失色地站在门口，便说：“李队长，您疯啦？”
“我没有疯，”李广元答道，嫌恶地把队长往沙发上一扔“或许是他疯了。要不然他就是个叛徒”
“水，”队长勉强张开嘴唇，“给点水”
“给他水，”常凯申说道，“出了什么事？给我解释清楚”
“让他先给您把一切解释清楚，”李广元说，“我好用书面形式把所有情况写清楚”
他给队长喝了水，然后把玻璃杯放到托盘上的长颈玻璃瓶旁边。
“您回去把您认为该写的都写下来，”常凯申吩咐道。“您什么时候能写好？”
“写得简短十分钟就够。要详细的话明天写好”
“为什么明天？”
“因为今天我有急事必须办完。再说，早了他的神志还没有清醒过来。可以走了吗？”
“好，请便”常凯申答道。
李广元走后，常凯申打开手下手腕上的手铐，若有所思地走到放着玻璃杯的小桌旁。他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拿起杯子，对着亮光看了看．上面明显地留下了李广元的指纹。他是还没有来得及检查的指纹中的一个。与其说是怀疑李广元，不如说是按自己的习惯，查它个水落石出。常凯申把秘书叫来，吩咐说：
“取下这杯子上的指纹。要是我睡了，不要叫醒我。我想，这事并不十分着急”
指纹鉴定材料使常凯申大吃一惊。李广元在杯子上留下的指纹和电话筒上的指纹相同，而且最可怕的是，和电台上发现的指纹完一致。
李广元驾驶着自己的“雷诺”风驰电掣般地向郊外开去。脸色苍白的老师一声不响地坐在他身旁。李广元打开收音机，拨到电台，正播放年轻女歌手的音乐。她的嗓音低沉有力，歌词简单而通俗。
“现在的风气完败坏了，”老师说道，“我不是谴责，不，只不过听着这音乐总使我想起亨德尔和巴赫。看来，以前从事艺术的人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他们有信仰，为自己规定了最高任务。而这唱的是什么？简直像市场上的叫卖”
“这位女歌手会名垂千古的，不过等到战后我再和您争论。现在您对我再重复一遍您将要在边区所做的一切”
老师便开始向李广元重复三小时前对他详细交代的一切。李广元一面听老师讲，一面继续寻思：“是啊，报务员留在他们那儿了。但如果我把报务员带走，他们会抓住老师，因为76号中显然也有人在注意他。这样整个行动计划将必然失败，詹国强便可以和在延安的人相互勾结。如果发生意外情况，虽然不应发生，但有可能发生他们要是折磨孩子，报务员有可能提到我。不过老师可以开始行动，而施教授应该已经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电报想必已经到家。无论是老师还是施教授都不知道，他们在为谁执行我的计划。一切都会非常顺利。我决不让詹国强在伯尔尼‘坐到谈判桌上’。现在他们绝不会得逞。常凯申对我的‘越境窗口’也一无所知，边防军也不会告诉他手下的人任何情况，因为我是奉卫队司令之命行动。这样老师今天将到达延安，明天开始执行我的任务，说得更确切些，是我们的任务”
“不，”李广元打断自己的思路，说，“您应在饭店的玫瑰色大厅，而不是在蔚蓝色大厅约定见面”
“我觉得您好像根本不在听我讲话”
“我在洗耳恭听。请继续讲下去”
“一旦老师越境成功，一切都很顺利，我将去营救报务员。到那时我就可以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他们会紧缩包围圈，到时连吴四宝也将无济于事，不能助我一臂之力让他们都见鬼去吧。要是我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暴露，我就和报务员一起通过我的‘越境窗口’。如果可以继续干下去他们没有证据，也不可能有，我便使用武力营救报务员，但要得到上级的默许。到他家汇报工作或到茶馆，他在那儿和詹国强形影不离。要计算好时间，除掉秘密住宅的守卫，破坏电台，然后带走报务员。主要是计算好所需时间和行动速度。让他们去找她的领导人。他们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找到答案。根据常凯申看见手下头破血流时大惊失色的情况判断，队长是他派来的。如果他不是假戏真演，除了要扮演的角色外还确有诚意的话，他是不可能扮演得如此逼真的。如果我真同意和他以及教授一起潜逃，那不知道他下一步将怎么走。可能他会和我们一起偷越国境。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在审问天文学家时他看我的眼神以及当时他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和他周旋的办法是正确的。我一方面利用詹国强，另一方面利用吴四宝作掩护，突然动身。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报务员。明天上午我将不回办公室，立即到她那儿去。可是不行，不能这样做。任何时候都不能盲目行动。我必须先去见缪勒”
“对，”李广元说道，“非常好，您记住了这一点；坐第二辆黄包车，不坐第一辆，而且绝不能随便搭移乘顺路的车辆。总之，我相信，在我向您提到的那个寺庙里，您的朋友会关照您的。我再重复一遍：什么情况您都可能遇到。各种意外都可能发生。只要稍有疏忽，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您就会被抓到常凯申在这里的地下室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您要记住：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受刑时，只要您提到一次我的名字，我就性命难保，同时您的妹妹和几个外甥也将必死无疑。要是您说出我的名字，您的亲属就只有死路一条。您要理解我的意思，这不是威吓，这是现实，这一点您应该知道，并时刻牢记”
在离车站广场还有一百米的地方，李广元便扔下汽车。边防站的汽车已停在预定地点，钥匙插在点火电门上。车窗玻璃上故意泼上了泥浆，这样将无法看清乘车人的面孔。
“换装吧”李广元说道。
“这就换，”老师用耳语般的声音回答说，“我的两手发抖，我必须稍微镇定一下”
“说话不用压低声音，这儿没有人会听见我们说话”
山谷中白雪皑皑，晶莹闪烁，隘口处一片黑暗。万籁俱寂，一点微弱的声音都会引起响亮的回声。随着阵风远处不时传来电站发动机的声音。
“好吧，”李广元告别说，“老师，祝您顺利”
“菩萨保佑！”老师说完便朝李广元所指的方向滑去，他的动作有点笨拙。没多远他摔倒了两次。李广元站在车旁，直到老师从隘口一方的黑色森林里高喊了一声为止。从那儿到旅馆只有几步路的距离。一切顺利。现在必须把报务员从虎口中营救出来。
李广元回到车站广场，坐上自己的汽车，开出二十公里左右，便觉得昏昏欲睡了。他看了看表，已过去两昼夜，他一直在奔波忙碌，没有休息。
“我睡半个小时，”他自言自语说道，“不然我就根本回不到上海了”
他睡了整二十分钟，醒来后从扁平的军用水壶里喝了一口烧刀子。他开足马力，胸脯贴近方向盘，“雷诺”的马达加速转动，发出平稳有力的响声。时速表上的指针已指向“100”的刻度。路上空无一人，晨光嘉微。为了赶跑睡意，李广元大声唱着诙谐的民间歌曲。
当睡意再次向李广元袭来时，他停下车，用雪揉搓面孔。道路两旁只剩下少量疏松的蔚蓝色的积雪。李广元经过的几座村镇安温宁静，仿佛也涂上了一层蔚蓝的颜色：这一带地方没有遭到飞机的猛烈轰炸，所以一座座红色屋顶的小楼房在这宁静的风光满施的地区显得自然而又协调：四周是一片片蓝色的松树林，清澈的河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湖面已经解冻，湖水平静如镜。
有一次，最喜欢早春的李广元曾对施教授说：“文学不久将运用概念，而绝不是用文字写下的很长的句子。人们通过广播和电影所获得的信息越多，文学的作用就越可悲。如果说以前描写春天万物苏醒的景象，作家要用三页篇幅的话，那现在电影工作者在银幕上只需用半分钟的镜头来表现这同一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