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唐时期中国一直实行金本位，到了明清时期才开始银本位。
黄金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匮乏，而欧洲源源不断输入中国的白银，使得中国白银货币相对充足。但有利也有弊，虽然当铺、钱庄、票行、银号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了明清经济的发展，但当时因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替发生，从而导致经济动荡。然而由于中国不具有白银的开采权，实行银本位就迫使人们必须用大量实物去换取白银，由此引发的后果，是中国百姓辛苦赚来的财富逐渐流向了欧洲。
海禁除了要防倭寇，还要防这些想开所有港口的欧洲商人，避免他们用银元把中国的物资给掠夺走。
1876年因干旱导致德干高原农作物欠收，印度是一个季风国家，农作物的生产完全取决于夏季风到来的时间，夏季风来得早会导致洪涝，来的晚则会发生干旱。但是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地政府经常出口粮食;在饥荒期间，总督监督向英国出口创纪录的640万吨重量的小麦，这削弱了印度南部丰富的食品和经济实力。
总督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举行了6万人的盛大宴会。
粮食商品率是出售的商品粮数量与粮食总产量之比，其高低取决于一个地区内的人地关系，地广人稀的地方粮食商品率高，印度人多地也多，可是1876年那么高的粮食商品率是有问题的，而且印度的土地不只是种粮食，还要种其他经济作物，以前的印度统治者如果一出现饥荒，会迅速采取措施应对灾难。而英国人到来后，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过度开发印度的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结果。他们并不关心饥荒导致的严重破坏，唯一关心的是饥荒对税收造成的影响。
首次饥荒发生于1770年，当时情况相当严重。这场大饥荒从1769开始到1773年结束，造成1000万人死亡，比二战屠杀的犹太人还多。
1771年开始大规模的死亡时，东印度公司反而把税增加到60%用以弥补征税人口的减少。劳动人口减少导致产量降低，意味着税收下降。那些在饥荒中幸存下来的农民被迫支付双倍的税收，以确保英国财政部的收入不减少。
在1873到1874年的比哈尔邦饥荒中，通过从缅甸进口大米避免了严重死亡。然而孟加拉政府及其副州长理查德·坦普爵士被批评在慈善救济方面花费过多。
对于1876年再次发生的任何超额指控，印度政府的饥荒专员不仅在粮食贸易方面放任自流，而且还在严格的救济资格标准在更多微薄的救济口粮。覆盖了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地区，估计有550万人丧生，饥荒最终覆盖面积67万平方公里。
印度人正在饿死，英国却在卖掉他们的粮食，用以保证英国本土的粮食安全。
如果明清时期的平民为了获取白银，将粮食卖给了外国商人，粮食商品率过高，那么就有可能威胁国土安全。
上交的粮食还有给军队吃的，所以银子太多不是好事，以当时的文盲率，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有银子怎么会换不到粮食呢？
“闭关锁国”是一种贸易保护，同时也无意间起了封闭港口的作用，至少没听说过黑死病在明清港口城市蔓延。
反倒是1880年沿着贸易线传播开来了。
1946年的这场饥荒不是由自然灾害引起，也不是因为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或敌人的封锁造成，这场饥荒完全是可以预见和避免的。
每天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在拥挤的街道，英国人依然不允许报纸对饥荒进行报道，更不允许报纸上出现显示饥荒的恐怖照片。尽管在加尔各答大街上早已经是尸横遍野，但上流社会的人们生活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们在舞会和宴会上依然玩得很开心，炫耀着自己的财富，过着奢华的生活。
从1943年3月至7月，因为抢夺粮食，死在军队手里的人数高达30万人。到处都是倒毙的尸体，成为了野狗、胡狼和秃鹫的食物。
当时英国负责调查饥荒原因的政务委员会成员艾克罗伊德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8月，在从马德拉斯前往加尔各答的铁路上。我原本怀着好心情离开车厢，准备前往餐车享受丰盛的早餐，发现站台上挤满了憔悴的饥民，所有的人都无力的坐在站台上。他们原本是想搭车前往加尔各答。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就无力再站起来，我能听到他们在那里嗷嗷叫着发出最后绝望的恳求。听到他们的叫声，我的喉咙难以下咽，我回到了车厢。”
那个战胜了邪恶的轴心国的丘吉尔在内阁会议上说：“有没有饥荒，印度人都会像兔子一样繁殖，所以他们饥饿不饥饿又有什么不同呢？”
他继续无情的从印度榨取食物，将这些粮食送给英国军队和希腊平民并说“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在孟加拉并不严重，他们忍饥挨饿的能力比希腊人强。”
所以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白银是一场赌博，能以小博大，市面价格剧烈波动，加之体重价低不适合巨额支付，因而不同国家先后放弃银本位制，但次贷危机爆发后白银是最大的资本逃跑的方向。
多读点书真的有用，这次华人黑帮就吃了个暗亏，图了一时爽，那么多银锭放在投资市场能多挣多少钱。
有计划地开支很有必要，子弹要节约，也幸好西弗勒斯没打算延迟交货，从集市回家后他又开始干活了。
他是个有良心的“坏人”，因此最后差点死了，好人不长命，看来有良心的坏人好像也是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