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其实很简单，但是也很讽刺，按浑让掌书记卢纶在奏状里所说的，最近河中四州发了水灾，粮食也不富裕，士兵们去州打仗时都是半饱状态，多亏朝廷宰相主持，让王绍全力补给，才不至于断粮，现在打完仗，将士们都在为国家取得胜利欢欣鼓舞，不过先前陛下让有司来我们队伍，要叙我们的勋阶，还把我们的姓名和授勋的年月日都填好了，送到中书省当中，不过呢，虽然“拾掇升阶，各思受宠”，可“濡墨执简，无以为资”，所以还是“许且权未叙录”，冒死上闻，希望皇帝矜许云云。
简单说便是陛下愿为我们叙勋，当真是恩典，应当感激，然而叙勋时的告身文书，却要我们自己交纳朱胶绫纸及笔墨印章钱，故而我们宁愿不要这勋官了，谢谢。
“......”看见这份奏状内容的皇帝，神色非常尴尬，尴尬到都快要挤出水来。
很快，延英殿开阁，皇帝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勋阶居然被将士们嫌弃到这种地步？朕愿为将士们垫付朱胶绫纸钱，怎么样？
其实皇帝知道，士兵们拒绝叙勋，表面是出于经济原因，实则是军队对国家权威的游离、淡薄。
连向来忠诚的定武、义宁、奉化等军都是这样，那更别说其他方镇的队伍了。
透过“奏请不叙录将士勋阶”的事件，皇帝仿佛隐隐约约看到了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但自己还是说不清道不明，所以才在延英殿召开宰相会议。
陆贽倒是一语道破了其中原因，他对皇帝说：“天宝年间，国家还曾专门下诏，禁断权贵甲门将子弟送入军伍里，争夺叙勋，不过这也说明，彼时之人对勋阶还是万分重视的；然则今日，将士们却拒绝叙录勋阶，究其根本，是勋阶已完全无用，还要为此支付一笔告身钱，备受冷遇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敬舆所言极是，之前勋阶军功，可以作为军士的晋升之资，但现在却完全成为一张废纸，不由得让人唏嘘。”贾耽表示赞同。
杜黄裳补充说：“天宝年之前，将士从军，是为了一个‘功’字，沙场上立功，便有了往上走的阶梯，所以彼时军队重身份，重勋告；现在将士从军，则是为了个‘酬’字，视勋告如同废纸，重武艺，重赏赐，只要有口分粮、家口粮，有衣赐和赏设钱就行。陛下要叙录勋阶，他们拒绝，可下赐布帛钱财，何曾拒绝过？”
在一边的高岳也知道：
这是古典兵制在向中世兵制转变的标志。
古典兵制下，是有资产有身份的人去当兵，目的便是升迁，获得政治上的资本，也就是能形成个军功贵族阶级；
但到了中世，国家为了防止变乱，便对军人谋求政治资本十分警惕，宁愿用经济上的赏赐来代替，这也导致广大的军人，越来越贪图实惠的经济报酬，只要有钱，杀谁都行，但若是没钱，谁来都杀。且当兵入伍也不需要任何资产、身份的东西，破产者、流氓、罪犯都涌入进来，这就是中晚唐“骄兵集团”的真相。
节度使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群骄兵。
换言之，先前是军人支撑起军队，现在则是军队养活军人。
契约关系已完全逆转。
唐朝采取了两税法后，朝廷只抽取上供的那部分税金，其他的交给节度使，由你支配来养活方镇军队，在造成节度使极大权力的同时，其实也将责任转嫁到了他们头上：方镇军人对钱方面感到不满时，往往不会怪罪朝廷、天子，而是直接找顶头上司节度使算账。
所以藩镇体制下，最受罪的还不是朝廷，其实是节度使。而唐也倚靠这种均衡，于安史之乱后继续存在了一百五十年。
其后宋朝解决思路大体是，穷尽一切办法把地方的税金全抽到朝廷或皇帝手里来，再把军队圈养起来，当然最终结果是军队养废了，地方也抽干了，开封丢了也再也回不去了。
很讽刺的是，到底如何办好兵制，唐的道路是慢性死亡，宋的道路是猝死，都不太可行，这种困惑现在摆在高岳的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