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新封冠军侯王斗，一战李闯前锋全军覆没，据信报所说这位冠军侯可是一员猛将，那就恍如话本中的吕布、李元霸等猛将般，使一把大关刀有万夫不当之勇。”
蓟镇城中，此时临近天亮，蓟镇总兵官早早的就醒了，张世显差不多也是临危受任，大明朝这九边重镇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被崇祯换了一茬。
因为崇祯性格多疑，可是这些他信任的人，却没能给他足够的回报，大同等总兵个个投敌，也就宁武关守将一人血战而死，尽显壮烈。
“万夫不当之勇？”
张世显感觉很奇怪，王斗这人闻所未闻，这种人物不应该默默无名的，京师有了这一名猛将之后，会有什么变化？
张世显本来心气也是不足，也曾想过投降，不过他是勋贵一脉，祖上是靖难第一功臣张玉，虽然没有袭爵英国公一脉，但是自身本事却也是非凡，无奈却从无用武之地。
这是出于崇祯帝王心术中的“制衡”，英国公一脉已经少有领兵，本来在军中威望就很高，一般勋贵都是出缺京营，很少被派出城，张世显也是很少经过历练，感觉自身的本事被耽搁了，自然生出投降的念头，特别是如今明朝摇摇欲坠之后，这种感觉更强！
作为勋贵之家，特别还是数一数二的那种，英国公一脉可是丝毫不比开国一脉的常家、徐家差的，特别是作为靖难功臣，在京师更是可以称得上勋贵潜实力第一，京师周边无数产业。
如今分为两支，张世显这一脉本来就是被放弃的，主家自然要和明朝同存亡，这一次信鸽通知信报，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之后，肯定就任凭张世显单独建立自己的势力，为张家血脉延续进行自己的抉择，张家主家也有嫡子庶子被派往江南，家主张世泽却是要和大明京师以及帝王共存亡的。
这一封信鸽的重要性，张世显很明白，这是怕他太早做出选择，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其实这种选择也很难做出，张世显本身也在犹豫中。
此时，起的身来，天色昏昏，这时，顶多也就是三更天，可是他却睡不着了，让亲兵为他披甲，他想要上城头看一看京城方向。
收拾的很快，亲兵队很快集结，张家有着无数的家生子，都是经过历练的，他升任蓟镇总兵，自然也有了自己的家丁，足足二百余人，加上自己结识的一些，五百人的家丁，这就是他作为蓟镇总兵的底气所在。
蓟镇其实现在兵也不多，也就一万余人，其实大明朝虽然乱象频频，但是也没有到真正要灭亡的地步，只是陷入了财政困难，才导致如今景象！
而蓟镇，作为九边第一重镇所在，从当前的十万大军，到现在只有一万余人，这就要从当年蓟州事变说起。
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之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悲剧。
这场事变，在官方的史料上记载极少，只有《神宗实录》中有过寥寥几句记载，由于当时尚处于三大征的抗倭援朝时期，朝鲜国的史料倒是记载颇多。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
在明神宗一朝，发生过多次兵变，比如万历十年的杭城兵变，十一年的广城罗定兵变，十三年的蜀川建武兵变，十五年的浔阳兵变，十六年的甘陕兵变，十七年云南永昌兵变，万历十九年，京营的士兵甚至在京城闹事，相比之下，万历二十三年这场兵变似乎算不上什么大事。
这场兵变主体是镇守九边重镇蓟镇的南兵，也就是通常被称为戚家军的大明精锐，事件很简单：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蓟镇三协的南兵由于长期欠饷，群情激奋，蓟镇总兵官王保将他们骗到演武场诱杀。
但是其中的原因，却令人愤慨：
《两朝平攘录》：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
《朝宣祖实录》：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以备倭之缓急，而十月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给，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
这些就在不久之前，还在平倭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们，却被集体屠杀。
被杀的南军人数，各类记载中人数不一，从数百人到三千三百多人不等，不过从蓟镇兵员之后的一些数字中可以推断出蛛丝马迹。
在前后两次出征半岛时，南兵都是给半岛军民最好印象的明朝军队，除了作战勇敢，还不扰民，军纪极佳；朝鲜人对吴惟忠所领的南兵，是众口一词的称赞，在入朝明军中口碑最佳，战功卓著，这是一支功勋部队，统兵的将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三人被称为“南兵三营将”。
蓟镇南兵即是吴惟忠部所统的征倭浙兵，出征后有所损失，仍然补满兵员，共计三千七百多人。
到了兵变发生过后的两年，第二次抗倭援朝开始，兵部仍然调派吴惟忠统领南兵入朝抗战，但这时南兵的数字有了巨大缺口，已不到两千名，减员将近一半，需要再招募一千八百人凑足人数；如果对照这个数字来推算，在兵变中被杀的南军人数应当在这个数字左右。
这场兵变表面上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赏结聚”“挟增月饷”，就是说索要欠饷，聚众闹事；这个时期的军饷，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两，但是东征平倭是远途作战，有所不同。
当时经略军务的宋应昌将南军的军饷提高了一倍，达到了一年四十多两左右，宋应昌在职的时候，都是按此标准执行，问题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战争前被解职，截止被解职时，军饷并未全部按期发放，这成为了绝大的隐患。
南兵闹事的原因，也并非全是军饷拖欠的原因，还有第一次平倭作战时该得的赏金，毕竟都是提着脑袋拼命去的，仗打赢了，事先答应的赏金却迟迟没有，这当然让人寒心。
宋英昌优待平倭士兵，这是好的，能提高士气，激发战斗力，但他离职时没有做好善后，宋英昌自己也在给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书信中说：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