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当然不是一个好东西，若说他是一个残暴自私的恶棍，我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
但满清豢养的御用文人和洋人奴才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他们告诉我们张献忠是一个为杀人而杀人，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把四川人屠杀光了。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张献忠是不是这样一个神经病呢？
首先我们要对记载张献忠屠四川的各种史料进行一个辨析。
孙次舟写的《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对清人写的张献忠屠川史籍有一个论述。
满清官修《明史》张献忠屠蜀的记载来自于康熙“御用特务”王鸿绪系统改编的《明史稿》（以万斯同的《明史稿》为基础）。
《明史稿》对张献忠屠蜀的记载有两个史料源头，一个是《绥寇纪略》，另一个是毛奇龄的《后鉴录》。
《绥寇纪略》的史料源头又是《鹿樵纪闻》，毛奇龄《后鉴录》的史料源头则是冯甦的《见闻随笔》。
《鹿樵纪闻》现在已经没有完整本流传于世，只残存三卷，据孙次舟所说“不但残缺不全，内容也有被后人改动的痕迹（参‘神州国光社’本所载毕沅跋文）”。
《绥寇纪略》则是在《鹿樵纪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系统篡改后的结果，孙次舟说《绥寇纪略》的作者是吴梅村，但据他自己引用的全祖望说法，显然不成立的。全祖望在《跋绥寇纪略中》说“陈令升曰:‘梅村绥寇纪略，不类其集，疑非梅村所为’。……及见林太常玺菴答先赠公帖子，谓此书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遗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为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十五，遂无完本。”(《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
也即《绥寇纪略》是吴梅村的不肖门生邹漪对《鹿樵纪闻》篡改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内容后形成的结果。
而满清在把《绥寇纪略》内容收录进《明史稿》的时候，又做了更进一步的篡改，关键的地方颠倒了事件的时间次序。
比如《明史》张献忠传中说“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体皆生毛。”
这段话中的“杂树成拱，狗食人肉……遍体皆生毛”是从《绥寇纪略》里抄来的，给人的感觉这就是张献忠被杀时四川的情形。
而《绥寇纪略》原文在叙述张献忠死，到“城中杂树皆成拱”之间，有长达两页，一千多字的内容。叙述的内容包括了袁韬、武大定、杨展、吕大器、刘文秀等军队活动的情况。
然后是“文秀遂据蜀。又累年而后平，蜀乱久，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若猛兽。……”[4]
很显然，编篡《绥寇纪略》的人本身为迎合满清统治者的需要，在叙述的过程中竭力把四川残破荒凉的恐怖景象说成是张献忠和张献忠死后十几年抗清军队活动的结果，这已经是奴才替主子极尽遮盖粉饰之能事了，对满清兽军只字未提，只含糊的说了一句“又累年而后平”。
那为什么到了修《明史》的时候，满清主奴对这样的描绘还不满意，要进一步篡改呢？
只能说是做贼心虚，担心承认四川这种全省残破的景象其实是在张献忠死后十几年，那无论给其他抗清军队泼再多的脏水，还是会露出马脚，别人依旧会联想到清军头上。所以觉得篡改还不够彻底，还不安全。只有进一步颠倒时间次序，索性全部推到张献忠头上，这样可以让清军彻底摆脱干系了。
到这里，《鹿樵纪闻》到《明史》这条线已经清楚了。
再看另一个源头冯甦的《见闻随笔》，冯甦曾经卖身给吴三桂为奴，后又成为清廷奴才，招抚广东。其写《见闻随笔》是受了主子之命，专门写出来（或者说伪造出来）供清廷修《明史》之用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
“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甦久官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
其书据清咸丰年间叶廷馆考证是抄袭《劫灰录》的基础上再加以伪造篡改而成的结果，如孙次舟所说“冯甦奉命撰写的《见闻随笔》，是抄袭与伪造的混合品。”
以上是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张献忠屠川之说的各史料源头分析。而大量其他野史性质的记录呢？
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满清官方的口径，或互相抄袭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或虽有当时人记录，却系统改编后的结果。
如《蜀碧》本身就是乾隆时期的清廷奴才，伪翰林院庶吉士，御用文人彭遵泗为迎合主子意图而写的，基本上是把前面清廷伪造的一批史料又来一次收集整理和加工。
还有一些野史的作者自称是明末清初亲历四川战乱的人，但一查考其书年代，都是清朝晚期甚至民国时期才冒出来的。
比如费密的《荒书》是清朝光绪年间出现的，欧阳直的《蜀乱》（蜀警录）是清朝道光年间出现的，沈荀蔚《蜀难叙略》则是民国时期出现，冯之珒的《冯氏历乱记》也是民国时期出现。
其出版前言大同小异，都是其子孙说先父先祖所作，秘藏不示人，然后最近才有机会刊刻云云。
如果这些书确实触犯满清**忌讳，不得不秘藏多年才晚出，倒可以理解。但实际上这些书内容大同小异基本都是按照清廷口径把四川屠杀的责任推到张献忠和抗清义军的头上，对满清罪行避而不提。
这些书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压根是伪书，所谓作者亲历纯系虚构，不过是假托姓名。主要事件处处注意与官修史书一致，细节的地方，搜罗各种野史基础上，混合杂糅，自己添油加醋编造一些东西进去就完事了。
另一种可能是确实有明末清初之人留下的原始稿本，但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其后人按照清廷官方的口径进行过系统的删除、改写。
如欧阳直的《蜀乱》，关于明末崇祯时期四川情形的记载不触犯满清忌讳能够存留下来是可能的，而清初顺治年间的大部分内容当为其后代按照清廷官方口径编纂而成。
由这类性质的书籍要想判断清初四川的真相基本不可能。
这其中可能只有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现存道光时傅锦涛据原稿的手抄本和光绪时傅春霖的抄本）是一个例外，这本书的内容和其他书截然不同，对南明官员将领的称呼保存了当时的原貌，许多细节不是当时亲历者，根本不可能写得出来，显然并未经过后来者系统篡改。是价值极高的第一手撩。
还有一本书，是外国传教士的《圣教入川记》，初版于1918年。这本书作者是古洛东，法国人，生于1840年。有些人曾经宣扬，所谓《圣教入川记》是明末外国传教士用外文写的，长期不为人知，然后在到了民国初年，才被发现，才翻译成中文。
这是根本错误的，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是用中文写的，根本没有经过所谓翻译，这一点可看人民出版社1981年四月版的《圣教入川记》出版说明。
而古洛东用中文写的这本书又自称是依据上海的某个耶稣会神父向他出示的明末传教士安文思、利类思记载的抄本，然后再摘录满清官修明史中的记录作为注释。安文思在四川被满清俘虏后带到北京，据说写有《张献忠记》，《圣教入川记》的出版说明则称《张献忠记》“原本至今未发现”。
我又查法国的费赖之著，冯承钧翻译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在第八八传安文思的注释（五）中说“《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是编记张献忠事。卫匡国(第九零传)神甫曾采其文作《鞑靼战记》。原写本现应藏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杜宁一茨博特神甫记利类思、安文思二神甫事曾大采其文也。”
则《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即为传说中的《张献忠记》，是此事的最原始文献，《圣教入川记》、《安文思传》、《利类思传》、卫匡国的《鞑靼战记》张献忠部分都是这一文献的衍生品。但问题的疑点是张献忠死于1647年正月（阳历），何以书名却是1651年，莫非作者是另有暗示？
我们有理由断定这个《张献忠记》是安文思被满清俘虏之后，为了活命或者为了更顺利传教，秉承满清统治者之意，出卖灵魂，伪造历史，欺骗外人之作，其虽为外文记载，但并不忠实于历史。
《圣教入川记》中记载的张献忠完全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杀人纯粹是一种心理病态，精神失控的表现，杀完之后，又会后悔得自杀。如以下记载：
“一日，献忠出城巡阅军队，见人数之少大不如前，且随身官员不及登极初人数之众。又见城中空无人居，而川省遭其残暴，成为旷野。不觉愤火中烧，狂怒间抽刀自刎，被左右上前拦阻，未得毙命。”（《圣教入川记》第19页）
到了同样根据安文思记载来叙述张献忠之事的卫匡国《鞑靼战纪》里又变成了是张献忠要去陕西，怕四川人反叛而进行的屠杀了。
这些叙述上的矛盾混乱，前后支离，恰恰是一切伪造历史的记述惯有的通病。
若张献忠是如此一个精神病患者，那不知道他是怎么从崇祯二年带领队伍一直到顺治三年，坚持整整18年之久的？他又是如何能委曲求全，数次假投降，接受招安，把明朝官员骗得团团转的？又有谁会把这样一个行为完全无法自控，随时杀自己身边人，甚至自杀的精神病当作领袖？恐怕只有精神病人才会跟着这样一个精神病！
但从后来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的表现来看，他们很理性，很正常，具备一切正常人具备的同情心，甚至有时候显得过分的仁慈（比如李定国从云南败退的时候，为百姓着想，居然把大批粮食留给了清军），和精神病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有理由相信，安文思这些人写张献忠的记录，是直接在满清头目的授意和威胁之下进行的。以满清近于**和疯狂的对舆论控制的心理，他们完全可能想到利用安文思等人，伪造历史，欺骗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所有世人。
清廷奴才以及安文思之类记述的张献忠和大部分属下，基本上是一群没有任何理性的精神病群体，完全是为杀人而杀人，杀市民、杀读书人、直至杀自己的军队，哪怕是再忠顺于他们的人，只要言语行为略不对胃口，就下令屠杀。
但从满清**下幸存的一些资料来看，许多事实和这种描述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孙次舟摘录1945年成都排印《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的《明殉节故绅北礼部主客司郎中李公讳含乙事实》中记述说
“是时献逆亦僭号成都。所署伪县令杨以为，亲至家款奠(李母)，将以礼招公。公匿不往，潜卜地葬母。事毕，贼首吴之茂、赵万邦将数千人至县，闻公不出，大索村里。……即缞绖扁舟至江干，挺身示贼。大叫曰……。遂奋投逆流中，贼众争驾小舟挽救。志在必死，急以头没水汛波。涌徊浅滩，竟为贼所获。并逻得公胞兄储乙公。驱入城，欲以礼送诣献忠。公瞋目喝之……。贼怒，引出将加刃。储乙公素刚直，不能忍，厉声大骂，公惟仰天大笑而已。……贼知不可屈，乃系之狱中，以兵守之。”
李含乙要自杀，把他给救了上来，他兄长厉声大骂，他仰天大笑都不杀，只是关在监狱里，到最后李含乙还被劫狱给劫走了，张献忠部下的耐心和宽容程度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另外我在《天问阁集》里也找到类似的例子，《渠县李公传》说其原为礼部郎中，母丧丁忧回乡，正好遇上张献忠攻陷四川，“时贼已略定蜀境，府县遍署伪职”，伪知县劝说其为张献忠效力，他推脱葬母之后再说。“公曰：‘吾故母未葬，乞宽假，葬母毕，即西尔。’盖献贼之伪国号西也，伪知县信之，听公葬。”
然后他联络旧部，和江上义民合谋，‘阴收旧部曲与江上通，计划已，遂忽攻城，擒伪知县并伪诸将，斩之。渠得复焉’”
从这些记述看，张献忠和其手下还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理性和忍耐，不但没有滥杀人，甚至对明朝前官员都尽可能礼遇，以便笼络人心。
这些都可以看出张献忠或许极端残暴，但他绝不可能是安文思等人描述的那个头脑完全不正常的精神病患者。
可笑的是，安文思、利类思二人或许也觉得他们编造的谎言实在漏洞百出，又炮制了一些更离奇的神话来试图自圆其说。
比如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张献忠是他们描述的那样一个残暴的精神病患者，那为何偏偏放着他们这两个洋人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