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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凭坚城，用大炮”，宁远之战尝到甜头后，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其战略之错误，正文中已经分析透彻。
这里单说纯技术的问题，就守城本身而言，用红夷大炮真的是有必要么？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守城成功的战例数不胜数，明朝开国时期就有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面对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守城三个月的洪都保卫战。如果面对**哈赤冷兵器为主的军队一定要用红衣大炮才能守住的话，那只能说守城者本身的能力是有问题的（更何况守宁远才两天）。
明方把当时威力最大的红衣大炮用于和后金作战，许多人津津乐道，说是如何明智的举措。但事实多半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红衣大炮对攻城的作用远远大于守城。对守城来说，在对方没有重型火炮的情况下，只要布置得当，不用大炮也完全是能够守住的。而对攻城来说，一旦有了威力惊人的大炮，原先看来无法攻克的城池，现在却能攻克了。
这一点金人也很清楚的，天聪七年，祝世昌给皇太极的一份奏疏里说：
“自古攻守，全用火器，如鸟枪、三眼枪、百子铳、佛郎机、二将军、三将军、发炮之类，用之城上防守极好。若攻打城池，必须红衣大炮”[1]
明末有名江阴守城八十日，最后清军还是依靠大炮的威力才攻入城内的，若非如此，江阴守的决不仅仅是八十日。
更扩而大之的说，没有大炮，整个南方清军都未必能打下来。清军下南方第一道重要关口，扬州城之所以被轻易攻破，固然和史可法的无能昏聩有关，但和红夷大炮的使用也密不可分。李清的南渡录中说：
“扬州城颇坚，督辅可法在焉。北兵从西北隅以大炮击破，遂入城。死者甚众，肇基当**抗敌，力杀数人，无继者，遂见杀。”[2]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火器是应战争的需要而产生，也是因为战争的刺激而发展。明代中国和欧洲不一样，战争环境不一样，面临的对手也不一样。
明朝面对的主要敌人是文明程度远比自己落后的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作战的需要也主要是野战和守城，而不是攻城和海战。而且在对方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情况下，自己不使用某种火器，对方也根本没有渠道来知晓运用这个火器。
而西方当时的战争是处于同一文明等级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家都是农耕定居民族，都要攻克堡垒，打攻坚城，也都需要海上炮战，不同国家你追我赶。
这种情况导致明朝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和西方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完全是不同类型的。
明朝需要的是那种轻便灵活，容易运输，便于制造，适合防守，利于野战，不过度追求精确度和对坚固目标的摧毁能力，而是杀伤面积大，震慑效果强，对人畜影响大的火器，这样抵消北方骑兵和弓箭的优势。而西方由于攻城和海战的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是对坚固物体摧毁力巨大，射程远，准确度高的大炮。
所以明朝中国在引入红衣大炮之前，火器发展的重点主要是炸弹，地雷，水雷，大面积发射的火箭，火枪，小型火炮，多管火枪，毒气弹，烟雾弹等等。尤其明代在炸弹、地雷、火箭、多管火枪等方面的设计制造，技术之精密复杂，想象力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完全可以笑傲当时的西方，有些方面甚至是遥遥领先。
《世界火器史》一书中说：
“从14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军事变革中心：一个是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方军事变革中心；另一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军事变革中心”[3]
虽然其后文又重弹中国军事变革是巩固封建统治，西方就是推翻封建统治的滥调，但就技术上而论，中国明朝本身是在以火器为核心的军事变革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代中国在火器研发上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整个社会对此的空前高涨的热情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说
“（到了明代）已经创始的各类火器在战争中不断改进，品种增多，质量提高，尤其是金属管形设计火器，获得突出发展，各种形制的枪、炮进步扩大生产和装备部队，形成了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4]
明朝时期，中西方的火器在面临不同的战争环境，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各擅胜场。
本来历史的轨道就应该是，在双方火器满足了各自的需要之后，中西方再碰撞在一起，逐渐合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最后殊途同归。
但合流的同时，也需要理性审慎的选择，否则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果说在嘉靖时期，对佛郎机的引入仿制，产生了积极有益的结果。那么在明末，对红夷大炮的引入和改进研制，就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了。
明人在技术上开放自由的心态虽然令人称赞，但在政府财政紧缺的情况下，在并不是最贴合自己需要的火器上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忽略了本土火器传统优势的发挥，只能是帮敌人的忙，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了。
明代火器发展和西方相比各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