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和腐臭的东西，本来就是应该要埋在地底下的。
可是啊，真的就是应该要埋在地底下的吗？陈雅不太肯定，这世上的大多事情，并非是一句应该就能说清楚的，大多数有着更深意义的东西，应该用更加精确明白的方式思考。
陈雅是这么以为的，我们不能以一句‘应该如此’决定了一件事情。因为一件事的对错，不是谁可以说了算的。不论是谁也不能说了算，不论这个人是科学家，还是别的谁。
如果说有谁能对一件事说对或者错，那大概只有这件事里受到伤害最的大一个人。因为他受到的伤害最大，所以肯定最有发言权。
她说是错的，想必就是错的了。因为他收到了伤害，他有权利这样说。如果他说是对的，还有谁能够否定他呢？他受到的伤害最大，他都觉得这没有错，谁又有什么权利说这件事错的呢。
总之就是：“这个事情的对错不是三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而纠结对错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
归结起来就是：如果他没有受到伤害，他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他受到了伤害，他就不该有发言权。如果他只是个过路的人，他凭什么有发言权呢。
陈雅一直觉得：哲学跟民俗是分不开的。民俗是民族的日常生活，而哲学，就是从最普通的生活里诞生的。
公孙龙入骨不遇到守城的士兵，就不会有白马非马，而在那个时代，遇见守城的士兵比吃饭睡觉都常见。
可是为什么公孙龙不在昨天提出白马非马，也不是明天提出白马非马。二就是今天呢？因为今天的条件刚好都满足。
所以，哲学的诞生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
白马非马的论证中，白马即是特殊性，马是普遍性，说白马不是马，显然是忽略了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事物始终在矛盾中运动。矛盾普遍存在，但不同事物的矛盾又是具体的、特殊的。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在其运动中的矛盾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形：
一是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
二是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特点；
三是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而这些东西又被应用道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成了民俗的一部分。所以，民俗和哲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的两面，虽然彼此排斥，却又彼此吸引，虽然相互诋毁，却谁也离不开谁。
哲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个高究竟有多高呢？
其实也没有多高，也就是把生活中的东西总结起来，从阴阳两个面去看待而已。
这是时优良说的，陈雅不知道是该赞同还是该反对。但有一点，对于民俗跟哲学是一母所生，这点两个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陈雅曾听过一段这样的话：
“我是一名糕点师；前台新来一个二十一岁不到的小姑娘，已婚，育有两子。对于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我，这种事情已经见怪不怪，连惊讶的表情都懒得露出来。
但我还是露了出来，因为这姑娘完全不像是二十多岁的，说她五十岁我都信；理由就是上班的第一天她竟然跟我说她的家事：“婚姻不如意，老公不顾家，不给她钱花，下了班也不知道做家务带孩子；不得已，只能把小孩丢给父母出来工作养家。”
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跟我一个未婚人士说！抱歉，本人无感，也没有同情心，只有一句：“既然这样离婚好了。”送给她。
她的回答是意料之中的。为了孩子，必须将就着！
我突然很好奇，这是哪个蠢货发起的观念。‘为了孩子’这四个字应该是给那些相互扶持的夫妻的台阶，而非同床异梦的借口。要知道大部分的孩子并不需要父母为他们做出这样的将就。
一个有问题的家庭不如单亲。这就是我的观点，看着父母冷言冷语，动不动吼两句甚至摔碗砸盆，怎么可能养成健全的人格。
离异重组家庭，受了委屈还可以想‘我不是亲生的。’可将就的家庭呢，只能想‘婚姻也不过就是这样’！甚至会想‘这样的家还不如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