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官，是明知而不知，或许他们猜到皇帝知道，但在心里，他们都一心以为皇帝不清楚而已，纯粹是给自己找个心里安慰，所以但凡心里有鬼的文官，是很少在皇帝面前提这些东西的，因为说不得就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这也是很多贪污大案，都是案子出了，朝廷才查的。
在贪污一事上，到了如今，所谓的防微杜渐，皇帝是知道这是根本实现不了的，所以到了大明中后期，官员贪污成性时，皇帝动不了官员，也只能想方设法的去民间捞钱了，毕竟官员贪的钱，多数原本就该是皇帝的。
说来，贪污受贿一直是孳生在封建王朝肌体上的一颗毒瘤，不过到了明代，这种毒瘤却渐渐演变成了整个社会舆论中的非常合理的存在。
在大明建国之初，贪污受贿这颗毒瘤就已侵蚀着这个新生政权的肌体。
不过，由于朱元璋吸取了伪元灭亡的教训，加之他的贫苦出身，深知贪官污吏为害之烈，因此采取“重典治吏”，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反贪运动，从而极大地抑制了贪污腐化现象的孳生和进一步繁衍，使大明前期一百年中政治还算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
可是到了中后期，贪污受贿这颗毒瘤已扩散到封建王朝肌体的全身，直接严重地威胁到明政权的存亡。
随着政治的腐败，加之商品经济的刺激，明中期之后贪贿现象日益严重，早在处于明代前中之交的正统年间，贪贿腐化现象就已死灰复燃。
正德、嘉靖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正德、嘉靖两朝以后，则社会舆论大变，认为不贪污为无能。
比如，大宦官王振就是英宗著名的大贪官，他把持朝政，公开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
江苏江阴县富家子弟徐颐，胸无点墨，因向王振行贿而当上了中书舍人，京师人们称之为“金中书”。
地方官朝谨也必须向王振行贿，史载：“每觐期，振不问何品官，能具礼者，多至千金，少则百，悉得达，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饱而出，门昼夜不得合。”
但这时，除王振及其走狗外，大多数官员仍能廉洁自律，纵有个别贪贿分子，也只能“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
而至正德、嘉靖以后，随着政治的进一步腐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当时，“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
为保住官位和谋求升迁，下级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官场中的吃喝风、行贿受贿风也愈演愈烈，官员之间经常“具糖席，张嬉乐，具宾主纵饮，夜分而罢”。
本朝大诗人谢肇浙便对官场的吃喝风时说过：官吏富豪“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
而吃喝风的盛行又进一步助长送礼行贿之风的蔓延，到了“纳贿受赂，公行无忌”，“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
要说这些东西，手中握有遍布天下的情报网的锦衣卫的大明皇帝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大明中后期的皇帝都清楚，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毕竟，于上位者而言为了政局稳定，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