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论罪，弘治君臣对于武备也似乎都显得漫不经心，甚至直接就是漠视，处理战败武臣，几乎没有详细认真地追究缘由，不思考改善方略，只是简单地罚俸或降级，有许多次更是直接“宥之”，命其戴罪杀敌。
这并非不是没有有识之士看出来的，但他们劝告弘治帝，却都没有引起重视。
比如弘治十四年正月，吏部右侍郎王鏊上疏说：“比年边臣冒报功次皆得升赏，而败军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杀贼，此人心之所以日懈，边备之所以日弛。”
上头不重视，不严督，无举措，有功虽赏，有罪不罚，这样的氛围下，下面边关镇守官及将士当然是人浮于事，虚应战事。
经过这样放任自流的十几年，北虏当然越来越嚣张，最后在弘治十八年五月，趁着孝宗驾崩之机，发起最猛烈的攻击，令明军遭遇了自土木堡以来的最大败仗——虞台岭之战。
所以，弘治帝留给他儿子正德帝的，是自土木堡以来最强大的外敌，和最废驰的边备。
而正德帝，可能也就是因为登基头一个月就遭遇了一个大惨败，心生余悸，正德帝即位之初就对边事非常重视，采取了多项改良措施。
弘治十八年六月，登基第二个月后，正德帝就听从兵部的建议，在宣府招募土著之兵，用以协助官兵杀敌。“愿报效者，验其年籍，人给银三两及马匹器械，编成队伍与官军协力杀贼，有功照例升赏。事定归农者，听其愿留者，寄名近卫，月给粮一石，老则除之。”
同一个月，正德帝又明晰了赏罚，边镇军民，“斩虏首一级者给银三十两，愿升者如例加升。民余给冠带，名为义勇，复其徭役。若纠集乡丁斩首五级以上，为首者升署所镇抚。其夺回被掳头畜，以十之四充赏。事宁停止不为例”。
除此之外，正德帝战后的调查也更细致。
弘治十八年八月，正德帝登基两个多月后，大同守臣奏北虏拥众入寇四散无忌，边军不能抵御。武宗却责问说边军为什么不能防御，并派人去调查清楚。然后才有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
边镇武官的建议也得到了他的采纳。
正德四年四月，他听从大同副总兵马昂的建议，“令被虏走回男子，审无父母妻室，并不知乡贯者，听编入军伍，调用杀贼。有家业者，仍听宁家。先发宁家而愿入伍者，听来。降虏人，则仍照例安置。”
种种举措下，边关的战事明显得到了改善。
正德四年十二月，虏酋亦孛来部入寇，就是上面那位给武宗提建议的总兵官马昂统领官军，在木瓜山等处与之交战，共斩获贼首三百五十六颗，生擒男女九人，夺获战马二百一十一匹，骆驼二十四只，牛羊四百一十五只，夷器弓箭二千九百二十六件，番文三本。”
正德五年四月，虏寇庄浪，诸镇多支官军围剿，击退了敌人，并斩首一百五十八级。
正德四年至十二年之间，像这样的胜利有十六、七次，远远超过弘治年间的战况。边镇官军不仅战斗力提高了，侦察能力和备战防御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经常可以料敌于先，布兵防御，官军的责任心与士气都比过去振作了许多。
正德十二年后，尤其是应州之战和武宗巡边之后，直至正德十六年，边境安宁了许多，这期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役，因为北虏怕了正德帝。
这也是正德帝驾崩后，被成为明“武”宗的原因，毕竟，历朝历代，除非是给先人贴金，否则，能被上“武”的谥号的，都不是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