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烨自亲政到两废太子前的几十年政绩卓着，对清王朝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社会条件的制约，阶级地位的局限，使他到了晚年也重蹈许多伟大历史人物的覆辙，政治渐趋**，社会危机四伏。他晚年政治上的失误主要有二，一是建储不当，造成最高统治集团的严重分裂，二是对臣下姑息迁就，吏治不清。
长达十几年的储位之争，使朝中政治局面长期处于动荡与停滞之中。一方面诸子为争储位，交结宗室大臣，分派结党，相互倾轧；方面由于玄烨在建储问题上的反复无常，使许多大臣不知所措。对朝政关心者，无能为力，逐渐消极；保全自己者，小心谨慎，处处奉迎。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者逐渐失去了初年的锐气。当时的情况，正如胤禛即位之初所指出的那样：九卿坐班，多有不齐，及至会议，彼此推委，不发一言，或假寝闲谈，迟延累日，会一二科道新进者，冒言于众，便群相附和，以图塞责。在九卿迟延一日，内而六部八旗，外而各省，俱因以迟矣。以此为属官安静。乃至保举议行事件，又有请托贿赂等弊……所有种种恶习，皆在圣祖洞鉴之中，包涵已久，有何益处?
最高统治集团的松弛和懈怠，导致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和贪蠹。当时官场中最盛行的说法是名实兼收。官吏们以奉迎获忠义贤良之名，又巧妙经营，得中饱私囊之实。贪污受贿，侵蚀国帑，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河南阍乡的一个县令，以收取火耗为名，竞获取白银六万五千两；安徽凤阳一个知府，谎报灾情，贪污蠲银一万一千八百两；松江提督通过扣发兵丁米粮，贪污白银三万四千多两吏治如此**，清王朝发生经济危机就在所难免了。到康熙末年，户部库银亏空高高达二百五十余万两(雍正二年十一月上谕)。
胤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康熙时期，诸皇子各派之问矛盾尽管已十分尖锐，但由于有执政几十年的老皇帝的弹压，矛盾还不致激化。胤禛的突然登台，使皇帝这枚砝码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顿然减轻，矛盾很快就激发起来。
玄烨遗诏传位于皇四子胤禛，是大出诸王大臣之预料的。胤禛在做皇子时恭谦礼让，迷惑了允禩与朝臣们的眼睛。他们热衷于相互问的倾轧，谁也没有看出玄烨对胤禛态度的微妙变化。胤禛一夜之间成为万乘之主，使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丝毫的准备，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对抗措施。当玄烨的遗命公布后，在场的允禩、允糖等人虽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服气，但也只有俯首称臣；而留在京中值勤的皇十七子允礼听到胤禛即位的消息后，竟吃惊得近乎疯狂。事后隆科多曾将他亲眼见到的这一情形奏报胤禛：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圣上诏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张。闻其奔回邸第，并未在京迎驾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