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很多片子拍的都很深刻，也非常的好。
只是他不明白的是，居于同时代同样是表露社会现状的《阿甘正传》跟国产片比起来，完全是两种感觉。
表达人性和社会现实的这些国产影片描述的中国给人一种距离感、陌生感和差异感。极具“乡土”风情的电影虽然成功的给外国人留下了印象，可留下的却全都是贫困落后的印象。
李和也不介意他们去揭露所谓的家丑，把藏着五千年的文化自卑都漏出来，毕竟他不是讳疾忌医的人。
可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国企业或者中国人要走出去做生意，真正的中国电影应该是极具中国精神的，就必须有一个正面的形象。
何况，已经有很多人在拍这种片子，他就没有必要随大流同样去领战忽局的工资。
有时候他不得不承认，香港电影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传递，比内地片要强上不少档次。
黄金年代里成功的香港电影人使用电影这一现代的艺术形式，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下众多角度的价值观，而成龙、李连杰、李小龙这些人有意或者无意的进行了国家公关，算是对中国对外宣传做出了贡献。
在文化领域，这是一场国与国的攻坚战，奈何中国一直是战五渣水平，被虐的不要不要的。中国直到奥运会以后，才开始真正刻意的花大笔钱搞宣传片，搞国家形象公关。
所以他宁愿去学郭小四同学拍一些名牌崇拜，纸醉金迷，灯壁辉煌，混血大模、狗血眼泪、华服和高跷的浮夸片。
国家形象要是对了，作为个人可以自由自在的泰国抢大虾，卢浮宫外洗脚，华尔街外骑金色铜牛，香港地铁里面吃零食，到处大声的趾高气扬的说话。
人家还得夸你随性，热情，不拘小节！
苏明见李和有点心动，便加紧道，“我自己也算过，如果投给一些导演，票房绝对不会差是我还可以自己生产碟片，这也是利润的一大进项。”
在以往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保障下，摄制组最不用担心的就是投资，只有有了拍摄权，投资就会下来，然后从制作到发行都是国家承包，赚钱不赚钱，创作人员就很少关心了，只要有名气就行。
到处在改革，电影市场也不例外。
中国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其法宝是承包制，“一包就灵”，其他行业纷纷仿效，电影系统也是随波逐流。
国家与电影制片厂之间的利润承包是大承包，制片与摄影组之间的承包是小承包。
但是承包制在电影系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效益还是有限，国营制片厂是投一部赔一部。
这些年大制片厂越来越难混，开始卖厂标，大多属于变相的独立制片，投资的资金大部分都是属于私企和个人。
暗中买卖厂标虽然违法，可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关键一点是独立制片有钱赚，各方利益都能照顾的到。
所以这种现状给了苏明机会，做了这么多年的磁带行业，对于电影行业他也不算是陌生了，让他有点跃跃欲试
“一部片子大概要多少钱？”李和想了想还是这样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