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完全是卖方市场，只要手里有货，根本不担心销路。
即便盛世饮品不像健力宝那样打广告，但也并不愁销量。
参观完工厂，苏辰让黄莺去买了数份报纸，在房间里认真查看。
报纸上能看到很多商人的商业活动。
19年，在北方民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高官。
资本开始苏醒。
因此，19年也可以被看成是特殊一个年份：
在此之前，中国民间公司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意识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让自己免于饥饿，而在此之后，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了新的主题。
那些先觉者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他们思考企业的归属与命运。
日后的事实将证明，这些先觉者最终因为超前的远见得到回报，而那些回避或没有思及这一问题的创业者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资本人格上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尽管在事实上，它只体现在若干个先觉的企业家身上，不过，其本质上的意义却是十分的鲜明。
但在现在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
有不少人为了图便利，便顺便挂靠一些国营或集体企业，日后引发的很多产权纠纷便因此而生。
深圳与香港的工厂并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但京城合资的联想却暗藏危机。
这个月某一天的下午，正在九龙街头匆匆行走的香港商人吕谭平接到北京联想总经理柳川志打来的一个电话：
“吕先生，你考虑一下，咱们两家可以合作办一个公司，将饼做大。”
吕谭平是一个电脑代理商，他的香港导远电脑有限公司在业界名不见经传。
三年前，他跟联想开始做一些代理生意。
柳川志决定去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是联想业务发展的必要一步。
他选中替代ib微机的ast微机便是由一家香港电脑公司生产的，新创办的香港联想公司将代理京城联想的所有进口业务。
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一个代理中间商，又是一个重要的利益变压器。
柳川志分别选中两家合作者，一家是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选中它的公开原因是“这家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而不为人知的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柳川志的父亲，另一家就是吕谭平的香港导远公司。
根据协定，北京联想、中技转和导远各出资30万元港币，均分股份，总经理由吕谭平出任，公司所需要的流动资金由中技转解决。
柳川志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联想是中科院计算所与盛世合资的合资企业。
他尚没有变动资本性质的胆量和方式，不过在新办子公司的时候，他想到引进私人合资者的办法。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这一直是很多国有企业在悄悄尝试的办法：
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的方式，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资本改造。
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公开的或灰色的资本组合都可能出现，而吕谭平式人物便成这个游戏中非常微妙而关键的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