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见秀的确是仁人，且意志坚定，折而不挠，不到连李自成都死了的地步，绝不会丧失信心。然行仁道虽可以为英雄，做开国功臣却还要靠武力。
王瑾绝不会指责田见秀，于乱世中血战十余年，仍能有妇人之仁，这是再难能可贵不过的。王瑾要做的，就是为田见秀开路，只要闯军无敌于天下，田见秀爱怎么仁便怎么仁。
此时，闯军无敌于天下的基础还在恶补两千年前的数学。
“已知甲点和乙点之间的距离是五寸，以线段甲乙为底边，作一等边三角形……”今天在孩儿队中讲课的是李定国，李定国和艾能奇都没跟王瑾去西宁，留在老营。闯营分兵之后，孩儿队也一分为二，河南有一部分，陕西有一部分。
留在河南的人集中在少室山和伏牛山两处，直接拿僧舍当寄宿学校，这两处大丛林本就有经院教学的基础，改成校舍容易得很，连文具、纸张都是现成的。
学识字，有一些投闯的穷书生，《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是教得来的，也能教孩子背诵四书的原文，至于更深的内容，就算他们会教，王瑾也不让教。儒经里的大道理没什么问题，关键在于怎么解释。
儒学思想中的很多部分，到了明代也是很先进的。比如说孔子强调忠君，但是得先“君使臣以礼”，才能“臣事君以忠”。反过来解释就是，像崇祯这种以坑死大臣为能事，还拖欠工资的君王，有什么可忠的？
就像孟子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那些被崇祯皇帝和达官显宦待如土芥的士兵、驿卒、农夫、牧童、工匠、奴仆打进北京城之后，找勋贵、太监、高官追赃助饷，这不就是儒家的思想吗。
比如说孝道，《孔子家语》中说的明明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你爹妈打你的时候要是就意思意思，抽你几下，你挨了也就算了，要是真抡起大棍子往死里打，赶紧跑。而且这还是指有理由的教训，而不是无故殴打，其实和现代人的观念相差也并不太多。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变态说法，是到了明清时期才见于小说、笔记的，就连二程、朱熹也没说过这种话。
朱元璋以农民起义起家，当了皇帝却又删《孟子》。把朱元璋删掉的那些话都拿出来，句句可以作为闯军造反的理论依据。
不过，这些得等以后王瑾雇得起真正的大儒的时候再搞了。可到了那时，就算李自成、刘宗敏、田见秀还能坚持造反有理，他们的后代也一定会成为货真价实的封建统治者，就未必支持这种理论了。
学军事，有一些伤残的军官；学数学、政务，有入伙的商人、胥吏、管家；学武术，有少林僧人。王瑾还在编撰别的教材，但是这些教材尚未成型，而且除了王瑾也没有别人能讲，所以王瑾只留了些片段草稿，让孩子们先死记硬背。
总体来看，河南闯军的教育水平还是可以的。按照这种方式学个三年五载，无论做军官还是做小吏，都比那些十年寒窗的书生强得多了。
相比之下，陕西闯军缺少懂得数学、政务的人才，而且一直行军打仗，这方面的教育很不足。但是在军事训练上，陕西闯军人才多，实战机会多，比河南那边相对安全的环境更容易锻炼人。
为了防止将来武将全是李自成培养出来的，文官全是王瑾培养出来的，秦豫两地的孩儿队一定要有交流才行。李自成是全营的掌盘，王瑾是全营的总制，不能各管一摊。再加上战略上的考量，闯军的主力需要回河南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