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的实力，刘文煌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他和捕盗官军交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江西、湖广两省的官军都奈何他们不得，利用井冈山五大哨口的天险，就算有上千官军来剿，红营也丝毫不惧。当地官府也清楚这一点，只要红营不攻打县城，官府便当他们不存在。
尽管现在井冈山的局面看起来似乎和三百年后很像，可王瑾要是真把自己当成王委员，把刘文煌、李全斌当成袁文才、王佐，那就是找死了。
从明朝到民国这三百年，中国固然落后了，可也不是全无变化。变化之大，足以让任何生搬硬套的做法都变成自寻死路。
三百年后的袁文才虽然在人才济济的革命先烈中里算得上文化水平低的，可他毕竟也是堂堂的中学肄业生。别小看这个中学肄业，以他的贫寒家境能考得上中学，必定是经过了一番苦读，从他的行为来看，也必然是关心政治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努力学习又关心政治的中学生，就算在县里的中学，也能读到进步书刊，还有一些有知识的同志向他介绍马列主义，对于政治理论、国内乃至国际局势的了解足以吊打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朝堂上的绝大部分士大夫。
而刘文煌虽然也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在这个年代绝对算得上了不起的高人，可他的眼界毕竟只有江西、湖南一隅之地而已。他的思想启蒙，靠的是在南方的奴仆、佃户、矿工中传播历史悠久的铲平王运动。
早在洪武年间，广东便有铲平王起事，虽然迅速被官府镇压了，但“铲平王”之名却代代相传，正统、景泰年间，闽浙赣三省的矿工和农民又在叶宗留、邓茂七的领导下，打着“铲平王”的旗号起事。到了明朝末年，荒旱连年，民生艰难，铲平王思想的传播更加广泛，万历年间，南直隶太湖、宿松一带有刘汝国自号“济贫王”。到了崇祯年间，虽然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起事，但上山落草之人不计其数，不时爆发饥民抢米事件。崇祯元年时江西安远县有“夺天王”，四年前又有福建的变民攻打江西瑞金。
铲平王的宗旨很简单，就是“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把这世上的不平等铲成平等。尤其对于刘文煌这样天生就处在不平等地位的世代为奴之人来说，这一思想更有吸引力。如此“大逆不道”的思想，却能在小半个中国的穷人之中流传数百年，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
铲平王思想在明末当然是极为先进的，但是靠这样简单的平均主义思想来指导，显然搞不出真正的政权。它是伟大的反抗旗帜，却不能作为建设国家的纲领。信奉铲平王的刘文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也只是个中上水平的农民起义者，而且过去与闯军从来没有接触。与三百年后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受党组织影响的农民自卫军是完全不同的。
友军的情况不一样，敌军的情况也不一样。江西巡抚解学龙、偏沅巡抚陈睿谟、南赣巡抚潘曾纮，难道有朱培德、何键的本领吗？南赣参将所部倒是比江西北部的那些卫所兵强不少，打本地的土寇时，只要肯出战，基本上战无不胜，两年前还和郑芝龙一起协助广东官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北部九连山地区的土寇。但整体上来说，土寇还是越打越多。此时楚赣边界的乡绅团练水平也一般，没有尹道一、萧家璧那种大规模的地主武装。刘文煌等人没有太大的外部压力，和闯军联合的意愿自然不强。
所以，刘文煌的思维方式从根上来说还是王伦、林冲、晁盖、宋江的那一套。和他谈什么政治目标、阶级界线、革命理论，那是说不通的，王瑾还是要用绿林道的方式来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