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袁继咸的水平只能算不拖后腿，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他的认识还是清醒的。他虽然看不出闯贼到底会不会打仗，却能看得出闯贼与一般的流贼绝不相同，他们在争夺一些在寻常贼寇看来无关紧要的东西。高迎祥宁肯付出巨大的伤亡，也要和本来不会与他们冲突的清军打一仗，活阎王又这样收买人心，他们所要争夺的，甚至不是此时一般流寇还无法问津的地盘，而是大义名分。
袁继咸是个忠臣，他爱大明朝，他怕大明朝完了，正因为他足够忠诚，所以他不会蒙起眼睛当鸵鸟，而是会正视大明朝会完这个现实。他明白天下没有不灭之王朝，但是他觉得大明朝还可以抢救一下。他力劝杨嗣昌要严肃军纪，与闯贼争夺民心，否则的话，其祸患将远远大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还有一句话，他没敢明说，如果说官军不能抗清，而闯贼抗了，官军不能保民，而闯贼保了，那么天下大义归属于谁呢？太祖皇帝以驱逐鞑虏、重开太平之功而君临天下，假如这两个大义名分被别人抢去了，大明朝的合法性该怎么办？
能看到这一点的人不多，而他们做出的选择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这关我屁事，有的人觉得既然如此，就该给大明朝办白事了，而袁继咸这样的人，看到了这样的趋势，便决定尽力阻止这件事发生。
可是，杨嗣昌比袁继咸更懂军队。严肃军纪必须在保证补给的前提下进行，否则的话，后果就是兵变。闯贼有吉王府和本地士绅的家产做后盾来保障军纪，官军的军纪保障则是湘江上的粮船。然而，方孔炤这厮却推脱什么湖北亦有饥荒，迟迟不肯狠刮地皮。在湖北刮地皮，至多不过饿死几个百姓而已，湖南的军粮没有保障，却要妨害剿寇大计，这么简单的道理，他方孔炤难道分不清吗？
杨嗣昌是个聪明人，但是他聪明过头了，他把细枝末节搞得很清楚，但是成功地做到了把根本性的问题全部弄错了。明朝与清朝和农民军哪一方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民生与流寇问题之间的联系、阵地战和运动战之间的辩证关系等等，他就没有一个搞明白的，不过这也正常，他要是都搞得明白，他就成了伟大的地主阶级革命家了。
在这方面，杨嗣昌可比袁继咸差得远。至少袁继咸能在保障军需时知道别把老百姓往死里逼，在另一时空甲申年时一片“联虏平寇”的声浪中，能坚持劝弘光皇帝亲征淮上。在具体问题上能力不突出，可是在大关节上没糊涂过。
然而，杨嗣昌在朝堂政治方面远比袁继咸要高明，所以他知道，现在没有任何任务比剿灭湖南闯贼更重要。他刚一上任就把惠王给丢了，必须用不断的军事胜利才能挽回自己在皇上心中的形象。收复长沙和宝庆只是一个开始，但远远不够，必须要把衡州、永州、郴州、武冈四城全都拿下，真正重创闯贼的主力部队才行。而且只能快，不能慢。
如果按照袁继咸所说的，先安民，等待后方的粮食送上来再进兵，在全国政治大局以及战略战术上或许都更有利，但对于杨嗣昌的个人前途来说，对于皇帝的心情来说，都大大不利。
于是，官军攻打衡州的计划就这样出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