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批就是胥吏，他们久居“贱役”，世代不得应科举。虽然其中很多人就是披着公门皮的黑社会，但也确实有一部分胥吏是有真本事的，如今有了参加科举的机会，有可能实现从吏到官的人生飞跃，岂能不欣喜若狂。
北宋端拱年间，有一个叫陈贻庆的胥吏参加科举，以周易学究及第，不料，宋太宗赵光义勃然大怒：“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下令剥夺陈贻庆的功名，赶回原单位去，并且严令不许胥吏再参加科举。
朱元璋即位之后，又强化了这一制度：“科举初设，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以示激劝。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朱元璋做过老百姓，自然受过不少胥吏的欺压，他会对胥吏有这样的看法也并不奇怪。但是，胥吏的心术为什么会败坏呢？没有工资，没有晋升渠道，官员还把他们当成奴才说打就打，这样的一个阶层，能不腐化堕落，能不盘剥百姓吗？
李自成和其他闯军将领，做老百姓的时候也没少被胥吏欺压，但与朱元璋不同的是，李自成先做驿卒，后做里长，都是介于胥吏和百姓之间的身份，只有艾家这样的豪绅才能欺压他，一般的胥吏是欺负不到他头上的，初期参与起义的兄弟里也有一些是底层的胥吏。
今后三百年里的胥吏都要感谢张礼，有这样一个胥吏出身的闯军元勋在，不管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对胥吏有多歧视，张礼用一句“老子就是胥吏”就能顶回去。
此外，还有一些破产的小商人、识字的伙计，也打算碰碰运气。
所有要去衡州应考的人都到知府衙门来报道，由刘文煌派人统一送去衡州，要不然这帮人大多连路费都出不起。闯军初来乍到，一般的读书人都担心“从贼”问题，不敢贸然参与闯军的科举，而这些底层的读书人，往往出身于中农、小商人、胥吏之类的家庭，本来就已经穷得不剩什么了，在明末的这场大灾难中大量地破产。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除了一条性命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赌的了，赌赢了就换个官做，一跃冲天，赌输了也不过就是赔命而已，有什么可怕的。
这些从湖南、赣南、粤北、桂北等地赶来的读书人，少数有钱的自己住客店，没钱的都被集中在石鼓书院居住。石鼓书院的改造还没完成，这些人有很多不得不住在武侯祠、节公祠、朱陵祠等地方，睡的是大通铺，旁边就是叮叮咣咣的工地，待遇着实不好。好在田见秀对他们还比较优待，拨款不少，具体负责此事的蔡仕给这些穷书生每人发了一套被褥，房间里摆上火盆，伙食待遇也好于一般的士兵。
虽然现在湖南连剿灭残余明军的工作都没有完全完成，但田见秀还是决定在新年之前开科举。一个新建的政权，有两件事最能彰显合法性，一个是屯田，另一个就是开科举。
屯田现在闯军还没法大规模去搞，因为湖南的抛荒土地没有北方多，大部分土地即便是归藩王、豪绅所有，上面也是有佃户的，闯军总不能赶走他们，所以只在很有限的几处地方安置家眷和年龄较大的士兵屯垦。而科举却是可以立刻马上就办的。
屯田证明你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科举证明你是认可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证明这个政权计划长期地采用一种相对温和，缓和社会矛盾的方式进行统治，给掌握着社会舆论和知识文化的读书人以晋升渠道，这是新政权能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