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认为，最好的办法应该是由他自己率固原、宁夏、临洮、西宁、四川五镇兵沿江东进，以荆州为基地，攻打岳州。尚可喜进兵江西，迫使闯军分出主力迎战。偏沅部队牵制湘西闯军，郑芝龙派出麾下海盗袭扰广东沿海，再煽动广西、湘西土司袭击闯军。
由二十个总兵参战变成八总兵，而且闵、尚、郑三部的粮饷还可以在当地自筹，这样的战役规模还在大明负担得起的合理范围内。只要打下岳州，湖南便门户洞开，闯贼只有放弃湘赣退入两广，这样一来，对国家的威胁就大大下降。
如果闯军主力在湖南被重创，官军就可以一鼓作气攻入两广，如果闯军主力完整，那再慢慢想办法。对付李自成这样坚韧狡猾的对手，就不能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一定是持久战。
可这些话他这么跟崇祯说呢？崇祯要是听不进去，肯定是勃然大怒，天威难测。要是听进去了，好啊，你去打岳州吧，要是万一打不下来？那又该怎么说？
因此，洪承畴很乖觉地选择了闭嘴。
但也有不识相的，孙传庭、傅宗龙二人便上书崇祯，孙传庭说边军乏饷，陕西军情紧张，希望别把甘肃兵调走。傅宗龙说百姓困穷，国家财力虚竭。崇祯当然不会听他们两个“胡说八道”，下诏将二抚申斥了一番。
军队毕竟不是圣旨一下就能直接传送到战场的，因此，杨嗣昌提出了两个配套方案。
第一，就是加征楚饷。原本预定只征收一年的剿饷肯定是不能取消了，而且区区三百万两银子也根本应付不了这样庞大的军事开支。杨嗣昌重新制订了一个“楚饷”的加派计划，饷额一共九百六十万两。
七百四十万的辽饷，三百万的剿饷，九百六十万的楚饷，加派总数竟已高达两千万，而在征收的过程中，有的地方征不上来，有的地方还要多征，实际的征收额还要再上浮几百万两。至于经办官吏中饱私囊的部分，那就是天文数字了，根本无从计算。
杨嗣昌还“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加派是按土地田亩数额进行的，因此受损最大的肯定是大地主。这样一来，就购买土地的成本就会提高，就可以抑制土地兼并了。这可真是治标又治本的奇策啊。
杨嗣昌要么是个对基层没有半点了解，连“产去粮存”这种简单把戏都没听说过的蠢材，要么就是完全不顾百姓死活的狗官，二者必居其一。然而杨嗣昌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并不是那么蠢，所以他只能是后者了。
总有人以为明朝亡于自然灾害，然而实际上就算明朝官吏的中饱私囊严重破坏了水利设施，也没有多少自然灾害能严重到彻底颗粒无收，朝廷的税收、田主的地租以及债务才是令百姓不得不沦为流民的根本原因。
正常来说，发生灾荒之后，朝廷应该豁免钱粮，但崇祯由于国用不足，在批准豁免钱粮时非常“谨慎”，作为田主的宗室、勋贵和一般士绅自也不会因为闹灾就大发慈悲减免田租。放印子钱的更是心如铁石，挣的就是这喝人血的钱。倒也的确有某些人道德水平比较高，会减免田租，甚至施舍灾民。但是，从来只会有道德高尚的个人，不会有道德高尚的阶级。
根据明朝的税收政策，一个地区的赋税是固定的，不管当地的百姓逃走多少，税都不会减，那么没有逃荒的人就要交更多的赋税。因此一旦逃荒开始，就再也无法遏制。可以预见，在这样竭泽而渔的加派政策下，下一波的流民潮马上就要到来了。
而与之配套的第二个策略，就是杨嗣昌已经提过的“攘外必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