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要拉拢人心，湖南、江西的老百姓又懂得什么叫清军？士大夫视闯营为反贼的心理，又岂是这一封信能改变的，说不定还会因为信中把奉天倡义营和明军当成对等的两个势力的“傲慢”措辞而加剧忠君观念深厚的士大夫对闯军的反感。
在大战进行之中主动提出和谈，没准还会损伤自家士气。洪承畴实在理解不了，李自成这么做究竟目的何在。
洪承畴思来想去，能想到的唯一解释也就是闯军不怕拖延。他们在南方屯田练兵，实力不断增长，而明朝在北方却被此起彼伏的饥民暴动不断放血，拖得越久就对闯军越有利。
闯军在常德、长沙、岳州、临江、瑞州、吉安这些地方屯兵，周围就是产粮区，又有内河水道，粮食供给很方便。而洪承畴的大军在刚刚经历过饥荒的荆州、襄阳一带却筹不到足够的粮食，还要依靠四川的转运。
杨嗣昌控制着鄱阳湖周边的良田，不愁吃饭，因为长江水道打不通，他一直拒绝为洪承畴转运粮食。杨嗣昌手上的经费主要要用来供养尚可喜部，不愿意为了洪承畴部的陆路转运花钱。四川到湖广的水运有长江三峡阻隔，并不顺畅，洪承畴甚至需要从陕西和河南调运粮秣。在汉中、南阳装船，走汉江到承天，再走陆路送到洪承畴军中。洪承畴知道这种竭泽而渔的转运一定又会造就成千上万的流寇，但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洪承畴哪里知道，李自成所争的绝非一时之利益，而是数百年后的青史之名。国与天下之辨，也就是后世政权和国家的区别，在三百年后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在现在却是振聋发聩之音。当然，等待更多的大炮、火药从广东送到前线也是原因。
对峙是枯燥的，明军连小规模的袭扰都很少了。在最重要的岳州前线，因为长江有进无退的地形，洪承畴没有发起任何攻势。岳州背靠洞庭湖和湘江，水运通畅，宋一鹤撤走之后，原本频繁袭击岳州南侧陆路的小规模明军游骑也返回了湖北境内。因此岳州的补给十分通畅，城内粮食充足，甚至商业活动还在进行。
岳州知府任维弼原本是明朝的岳州通判，降闯之后升任知府。如果打来的是清军，把这种不知根底的降人放在第一线是很不安全的，但对手是明军，那就很安全了，与大清不同，大明最不缺的就是官。大明朝廷对于文官“从贼”的处分极为严苛，任维弼就算能提着谷可成的脑袋重回大明怀抱，也不见得会被宽容。既然已经上了闯军这条船，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任维弼的能力只能说还算看得过去，能正常主持日常工作，但别指望他有多大贡献。相比之下，倒是岳州工官陶宗孔表现不错。陶宗孔原本是岳州的推官，是掌理刑名的官员，按理说投降之后应该晋升为刑官才对，但当时田见秀考察他的能力，发现他审案的本领也就那么回事，搞工程倒是搞得不错，让他改任工官了。
岳州修筑要塞期间，陶宗孔出力甚多，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经济问题。如果过一段时间哪里的知府有缺，他应该是铁定能够晋升的。最近李自成打算在衡州建立真正的中央政权，不再四省分治，因此肯定会有不少人晋升。
当初不组建中央政权原因有三。一是地方初定，情况复杂，由各省直接管理更方便。而李自成又足够信得过王瑾、刘宗敏、田见秀，假如被外放出去的是张献忠、罗汝才，直接就自立门户了。
二是闯军对于新加入的官员的品行能力都不太了解，这些在崇祯十年年末、崇祯十一年年初加入闯军的人中有大量的投机分子甚至是打算潜伏下来等待大明反攻的，贪官污吏也不在少数，用大半年的时间对他们进行甄别是很必要的。
三来这也是一种技巧，在面临和明朝的决战的时候晋升一批官员，对于人心有所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