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他们带着这一万五千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于公于私，都应该设法做些对国家有用的事，而不是在内战中无意义地把自己和兄弟们的性命送了。
白邦政和官抚民一起望向郑崇俭，郑崇俭叹了口气：“学生这就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去广西。”
灵宝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曹营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折兵数千，物资更是严重消耗。但是，他们收得明军降兵三万余人，缴获了郑崇俭部的全部辎重。
经此一战，闯曹联军短时间内也不能再发动大战，得让曹营充分消化此战的成果，完成整编才行。各镇兵马沿黄河布防，严防清军来犯，这也牵制了兵力，使得联军难以全力东向对付崇祯手上的明军主力军团。
河南战场上开始了短暂的平静，而此时在武昌，战争更是仿佛不存在一般。
奉天倡义营的中枢迁到武昌之后，原本被迁徙到衡州的明朝进士们也都跟了过来，黄鹤楼俨然成为了此时天下的文化中心。
闯军强制搬迁豪族的举措看起来像汉代的徙陵制度，实则完全不同。虽然都是地主，汉朝的地主和明朝的地主能一概而论吗？刻舟求剑的结果只能是自寻死路。
另一时空，闯军在山西、豫北也执行了强制搬迁士绅的举措，连他们的家属都一同抓到陕西。但那是因为当时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士绅叛乱，和士绅谈团结已经没有意义，还不如一概抓走，防止他们投靠清军。从长远来看，闯军并没有在陕西安置这些士绅的能力，也就是比陈永福在太原尽杀宗室的做法温和一些而已，只是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策。
徙陵制度即便在汉代，也是靠中央朝廷的军事优势才能强制推行的短期政策，而且只是迁徙巨富而已，对于遍布基层的中小地主还是照样不能动。到了明代，基层情况早已天翻地覆，早就没有执行这种制度的土壤了。
汉代还是地主经济的幼年期，现在已经是究极体了，汉武帝能用政治身份和被迁徙的豪强做交换，而大明的士绅早就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了。在人口数量、生产模式、宗族势力及士绅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方面，明汉相隔近两千年，皆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闯军强制要求士绅卖掉土地，全家搬迁武昌，就等于是掘他们的根，大规模的变乱是必然的。闯军的集中士绅制度，其实倒有些像日本德川幕府的参勤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