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家长里短倒还好，高夫人从农村妇女一步步管理军中事务，直到变成一国之国母，处理这些事情游刃有余。而那些比较文雅的事情，有时候更让人闹心，比如说现在这个诗会。
明末是一个巨变的时代，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比较富裕的长江流域，女性受教育的情况越来越多，大家闺秀的社交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闭塞。
当然，与此同时，另一种思潮也大大发展。其代表就是南京文人王相把自己母亲刘氏所著的《女范捷录》与汉代女史学家班昭所著的《女诫》、唐朝女学士宋若莘所著的《女论语》、明成祖皇后徐氏所著的《内训》合编为“女四书”。
从这四个作者的身份就能看出来，王相纯粹是为了捧自己的娘，在这里蹭热度。就好比项天鹰出版一套“四大名著”，分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磷火常同日色鲜》。
“女四书”的前三本吧，其实还成，虽然到了清末民国就不符合时代要求了，但至少在十七世纪还不是糟粕。而刘老太太这，真称得上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再换上更糟粕的。
这里充斥着各种“以乳哺姑”“刺臂斩指”“割肝孝亲”之类的变态故事，什么为了不改嫁毁容，被人碰了一下手就把手砍了，都是这大力宣扬的“道德楷模”。
就算是明末清初的时人，认为王相扯淡的也大有人在，王相剃发降清之后又把“女四书”出版了一次，但依然推不火。
与此同时，社会上有另一种风气与这种“女德教育”针锋相对。比如说去年刚死的陈继儒提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立刻有人反对：“要是我夫人大字不识一个，那怎么教育孩子呢？”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冯梦龙，他认为男性和女性各有各的分工领域，有各自需要的才，无才何以称德。更早的李贽更是主张“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推崇卓文君、薛涛。
此时女性之中，也有“弃之礼法之外”的风气，而且十分普遍，到了很多卫道士大呼礼教要完的程度。社会生产方式在变化，很多地区女性的收入是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有好女子便立家”的观点自然便得到了实践。
在另一时空，这两种路线的斗争最终以“女四书”被收录进四库全书，成为全国通用的女子教育教材而告终。从大清的角度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统治模式落后，统治难度大，那该怎么办？跟着时代改革？改革就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就有风险，而且还未必改得明白。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太过先进”，超出自己管理能力范畴的新东西通通都砍掉，让全国变成一个保守封闭的大猪圈，大家一起在泥坑里快乐地打滚，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毕竟十七、十八世纪的人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蒸汽船开进水文条件错综复杂的长江口，卡住帝国的根基，把大清逼入武大郎吃砒霜，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的地步。不改革，欧洲人的科技对于大清来说就像外星人一样，早晚亡国；改革，就会培养一批反贼，还是要完。但毕竟反贼不是立刻产生的，大清更不可能立刻意识到这点，所以大清挨了好几顿暴打之后总算做了点改革，最后也被自己的新军给推翻了。
不考虑这个问题的话，的确是越保守、越反动、越禁锢、越封闭的政策对大清的统治越有利。要不是因为没办法只靠八旗管理全中国，大清恨不得让天下的男人也都停止思考，至于女性的觉醒，那更是对大清的统治毫无好处，想得越多，就越明白大清多可恨，最后就该出秋瑾了。
但对于高夫人还有闯军老营里出来的这些上马能砍人，下马管财务的女性农民起义者来说，就算她们要迈入统治阶级了，也有别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