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一大特点，就是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王瑾努力防止李自成变成反动派，但他从不否认大顺朝一定要反动。很多在现在进步的事，将来就是反动，现在进步得越多，说不定将来反动得更厉害。
文字狱、告密、特务政治这些东西，虽然能加强君主的权力，但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如果将来是小农经济一统万万年，这些负面作用可能影响还不算严重，但王瑾知道，新时代已经不远了，得给一些新事物留下机会。为了将来能够不反动到把国家拖进深渊，宁肯现在不那么“进步”。
李自成不能理解王瑾所想的那些东西，何况王瑾都压根没说出来，但他也认为王瑾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毕竟他还是由农民起义者出身的，见识过很多自己手下的兄弟，乃至那些早期在闯军还没成事时就来入伙的文人是如何被诬告逼反的。为了防止密折作为君主了解地方的唯一渠道，重蹈酷吏政治的覆辙，李自成更重视统计队的建设。能用两只眼睛去看，总归会比一只眼睛更强。再加上能看过去未来事的第三只眼，李自成有希望成为历代帝王中最“耳聪目明”的人。
当然，前提是别碰上陈永福。
吃罢烙饼摊鸡蛋，也该办正事了，康小米他们这一次要调查的，是本地的投献问题。
一般来说，把土地或者商铺投献给士绅并不能避税，就算是士绅本人，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他们免税。可问题是明朝有大量不在正式规定内的“不税之税”，像劳役这种摆在明面上的，有正式的法规对士绅来豁免，但像盐场的盐丁之类的特殊群体同样有这种优免，可没人觉得他们能逃税。
凡是将产业投献给士绅的人，或者士绅的亲朋，就可以利用士绅的政治影响力避免税吏的骚扰。甚至胥吏的亲朋，乃至向经办人员行贿的人，都有办法逃过各种摊派，唯有穷苦的小农、市井小贩没有这种本事。
大量的非常规的、非正常的，甚至和直接抢劫差不多的灰色摊派，只能加在无权无势的底层平民身上。地方官府的临时支出要从这些非正常加派中支取，胥吏要靠这些非正常加派养家糊口，官员、幕僚、包税人的个人好处也要从这些非正常加派里出。像军事需求导致的临时征发，更是农民身上的重担。
李自成不止一次见过，官军为了围剿流寇，要求地方官供给壮丁、牲口、钱粮、物资，结果摧垮了当地农民本来就是勉强维持的脆弱生活，导致流寇突然人力暴增，反杀官军。要是闯军学习大明官军，总这么玩，他的王朝的寿命大概就可以和西晋媲美了。
理论上来说，闯军对农业实行一刀切的什一税，将一切费用都包含在其中，不得额外加增，工商业的税额也有定制。即便是军队所需，也要出钱购买，不得强征。既然这样，投献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投献并不能用来逃避基础税收。然而，理论如果都能实现，当年秦始皇那套看起来似乎无比合理的制度就该千秋万载才对。